“李斯之失，在‘本心’不明。他年少观鼠悟‘所处之势’，便一心求‘高势’，却忘了‘势’当为社稷用，非为己谋。他定制度、理朝政，看似为秦，实则为保自己‘丞相之势’，一旦‘势’将不保，便弃社稷于不顾，附逆乱政。
吾倡‘存天理，灭人欲’，非灭正当之欲，乃灭过度之私。李斯便是‘人欲’过盛，盖过‘天理’——社稷安危为‘天理’，个人权位为‘人欲’，他舍天理逐人欲，终落得身败名裂。为臣者，当以‘天理’为先，守本心、尽职责，若只图‘势’与‘利’，纵有才学，亦为小人，李斯之戒，当醒后世读书人。”
明末清初·王夫之（思想家、史学家）
“李斯之功过，当放在‘天下一统’的大势中看。他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实乃顺应‘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势，此乃‘顺天应人’之举，故其功能传后世千年，成为‘大一统’之基石。
然其晚年之错，却在‘逆势’而为。扶苏仁厚，能守秦之统一大业，此乃‘人势’；赵高奸佞，胡亥昏庸，必毁秦业，此亦‘人势’。李斯明知此势，却因私念逆‘人势’，改遗诏、杀扶苏，实为‘逆天而行’，故其败亦在情理之中。
吾谓‘理势合一’，势者，理之显也。李斯前期顺‘一统之势’，故成其功；后期逆‘保业之势’，故成其过。君子顺势而为，当为社稷谋；小人逆势而为，只为私利计，李斯前为‘君子之材’，后为‘小人之行’，真乃历史之镜也。”
晚清·梁启超（思想家、维新派领袖）
“李斯者，中国古代‘制度建设型人才’之代表也。他为秦构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郡县制度，乃至文化统一制度，实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制度之雏形，其‘制度创新’之能，远超同时代诸子。
然其致命缺陷，在‘民主意识之缺失’——他只知‘君权’与‘相权’，不知‘民权’；只懂‘以力统天下’，不懂‘以民安天下’。焚书坑儒、严刑峻法，皆为‘压制民智’之举；沙丘之变附逆，更是‘权术压倒道义’之祸。
今日之中国，欲求变革，当学李斯‘制度创新’之勇，却必弃其‘压制民智’‘贪恋权位’之短。制度为表，民本为里，若只重制度而轻民本，只重权术而轻道义，纵有一时之强，终难长久，此乃李斯留给近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西汉·司马迁（史学家）
“李斯之材，冠绝秦臣。观其《谏逐客书》，文辞雄辩，情理兼备，仅凭一文便阻秦国逐客之失，保全天下英才，此等识见与胆识，绝非庸人可及。他定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实为‘大一统’之基石，后世千年皆循其轨，功在千秋，当入‘能臣列传’。
然其晚年之失，亦足以为万世戒。沙丘之变，他明知扶苏贤能、胡亥昏庸，却因‘贪权恋位’而附逆赵高，改诏杀嫡，终致秦亡身灭。临刑前‘牵黄犬逐狡兔’之叹，道尽私欲误人之痛。吾着《史记》，既载其功以彰其才，亦录其过以警世人——有才无德，虽能兴邦，亦能覆邦，李斯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