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草莽、靠“仁厚”收民心的刘邦，看管鞅，满是“实用主义”与“帝王防患”的纠结，他对萧何、陈平感叹：
“当年朕跟项羽争天下，缺的就是商鞅那套‘快速强兵’的法子——若朕早用‘军功爵制’，韩信的士兵何至于要靠‘恩义笼络’？但天下定了，再用商鞅的法，就是自寻死路！秦国靠商鞅法变强，也因‘法酷民怨’亡了，朕入关后‘约法三章’，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百姓怕的是‘连坐、重刑’，朕给他们‘休养生息’，才能坐稳江山。商鞅的死，朕得刻在心里：他帮秦孝公变强，却因‘得罪贵族、权压君主’被车裂，韩信、彭越不也如此？他们有‘定国安邦之才’，却不懂‘功成身退’，朕若不除，将来恐成第二个‘商鞅乱秦’（此处刘邦故意曲解，实则怕功臣夺权）。萧何懂‘自污名节’，张良懂‘归隐山林’，这才是朕要的臣子，比商鞅那‘只知变法、不懂避祸’的愣头青强百倍！”
他在“乱世”羡慕商鞅的“效率”，在“治世”却视其“酷法”为隐患，更把商鞅的悲剧当作“削功臣”的借口，尽显草根帝王的生存智慧。
汉武帝刘彻：“取其‘强兵之策’，弃其‘虐民之法’；学其‘集权’，防其‘专权’”
处于“开疆拓土”时代的刘彻，看管鞅，会选择性“摘选精华”，他对卫青、董仲舒说，语气带着雄主的自信：
“商鞅‘军功爵制’让秦军善战，朕设‘军功封侯’，卫青、霍去病才能靠打匈奴封万户侯——这就是‘以利驱人’的道理，比儒家‘空谈仁义’管用！他‘盐铁官营’充实秦国库，朕也让桑弘羊管盐铁、算缗钱（向商人征税），才有足够钱财打匈奴、通西域——这都是‘强国的实招’。但商鞅的‘酷法’，朕不能用：他‘轻罪重罚’逼得百姓不敢说话，朕虽‘用法严厉’，却也设‘刺史’监察官吏，不至于让民怨积深。还有商鞅‘功高震主’，朕得防着：卫青虽有大功，却懂‘从不养门客’；霍去病虽贵，却‘早逝无势’，没人能像商鞅那样‘独揽大权’。董仲舒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朕觉得正好：用商鞅的‘法’管百姓，用儒家的‘礼’拢人心，比商鞅‘只靠法治’更长久——这叫‘外儒内法’，是朕比秦孝公高明的地方！”
他把商鞅的“变法工具”与“儒家思想”结合，既保留“强兵集权”的内核，又用“仁义”包装，打造更稳固的统治模式。
隋文帝杨坚（隋朝）：“赞其‘制度奠基’之功，改其‘酷法’为‘宽刑’”
结束南北朝分裂、“重建制度”的杨坚，看管鞅带着“继承者”的认同与“革新者”的调整，他对高颎感叹：
“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让秦富，朕‘均田制’让百姓有地种；他‘行县制’强集权，朕‘废州郡县三级、设三省六部’，都是在他的制度框架上完善。但商鞅‘法酷’是大错——秦朝亡于‘民怨积深’，朕修订《开皇律》，废除‘连坐’‘黥刑’，就是要‘以法治国，更以仁安民’。他‘功高震主’被车裂，朕也防着：高颎你虽为相，却不能掌军权；杨素虽能打仗，却需朕亲自调遣，绝不让‘商鞅式权臣’出现。隋朝要做‘长治久安’的王朝，不能学秦国‘靠酷法强一时’。”
他视商鞅为“制度先驱”，继承其“集权、重农”核心，却用“宽刑”修正其弊端，走“制度与仁政结合”的治国路。
唐太宗李世民：“赞其‘变法强秦’之智，贬其‘刻薄寡恩’之弊；学其‘任贤’，避其‘君弱’”
经历“玄武门之变”、靠“纳谏”稳民心的李世民，看管鞅，带着“君臣共治”的视角，叹道：
“商鞅有‘经天纬地之才’，能让弱秦变强，这一点朕佩服——若大唐有这样的能臣，何愁突厥不灭、四海不平？但他‘刻薄寡恩’，是真的蠢：得罪贵族也就罢了，连太子的老师都敢处罚，就没想过‘君主换届’后的下场？魏徵你敢谏朕，却从不敢‘越权执法’，这才是贤臣该有的分寸。秦孝公‘举国托付商鞅’，看似信任，实则是‘君弱需臣强’，朕可不会这样：朕让房玄龄管行政、杜如晦定计谋、李靖掌军事，互相牵制，谁也不能像商鞅那样‘独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