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杜甫（诗圣，现实主义诗人）：“其政利民，其德可议”
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在《岁晏行》中暗讽时政，私下与友人论及，对管仲有“辩证评价”：
“管仲‘相地而衰征’，不让百姓因赋税破家，这是‘仁政’——我见如今战乱之后，官吏仍‘重敛暴征’，百姓‘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若有管仲那样的官，何至于民不聊生？他‘盐铁官营’充实国库，却没忘‘分利给民’，让百姓煮盐通商赚‘冬闲钱’，可如今的盐铁，全被宦官把持，‘盐贵如金’，百姓连淡食都难——这是‘学其术，忘其心’！只是他设‘女闾’招商，终究是‘逐利’之举，不如孔孟‘仁者爱人’的本心，若齐国靠‘仁政’而非‘商利’称霸，或许霸业能更长久。乱世见贤臣，管仲生在春秋尚能用其才，我生在盛唐末年，却只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空叹贤才无用武之地！”
他肯定管仲“利民之政”，却批判其“重利轻仁”，更借管仲讽喻当朝“只学权术、不顾民生”的乱象。
宋朝
王安石（北宋宰相，变法主持者）：“其变可学，其守当弃”
王安石在推行“熙宁变法”，在朝堂上与司马光辩论，引管仲为据：
“司马光兄说我‘青苗法’‘市易法’扰民，可管仲在齐国，不也靠‘盐铁官营’‘调控物价’让国富民强？他‘以甲兵赎罪’是‘灵活补军备’，我‘保甲法’‘保马法’是‘兵民合一、节省军饷’，本质都是‘因时制宜’！管仲时，井田制僵化，他敢‘相地而衰征’；如今大宋，‘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严重，我为何不能‘改旧法、行新政’？他怕‘贵族叛乱’，仍保留世卿世禄，这是他的‘守’；我敢‘裁汰冗官、改革科举’，这是我的‘进’——齐桓靠管仲的‘小变’称霸，大宋要靠我的‘大变’中兴！若因循守旧，只会像齐国那样，管仲一死，霸业便亡！”
他视管仲为“变法先驱”，学其“破旧立新”的勇气，却认为自己的变法比管仲更“彻底”，能解决宋朝的根本问题。
明朝
张居正（明朝首辅，改革家）：“其权可借，其智当效”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中谈及管仲，语气中带着“务实的借鉴”：
“管仲能‘总揽齐国之政’，靠的是齐桓公‘绝对信任’，我如今能在大明推行改革，也靠万历皇帝‘委以大权’——贤臣要成事，必先得君信，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他‘相地而衰征’按土地收税，我‘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折银征收，都是为了‘简化税制、防止贪腐’——齐国时‘吏多贪腐’，他靠‘三选制’选贤监督；如今大明‘吏治败坏’，我靠‘考成法’考核官员，本质都是‘用制度管官’。只是管仲‘重商’，我却要‘重农’——大明以农为本，商人逐利易乱民生，我‘一条鞭法’让农民‘有田可种、有税可缴’，比管仲的‘商农并重’更贴合大明国情。齐桓晚年昏聩，万历皇帝尚幼，我得趁他未长大，把改革根基扎稳，别让管仲‘死后霸业亡’的悲剧重演！”
他借鉴管仲“得君信、用制度”的核心，却根据明朝“重农”国情调整策略，更警惕“君权反噬”的风险。
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