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与门客谈及管仲，语气中带着“认可却又不甘居后”的态度：
“管仲‘相地而衰征’按土地收税，‘叁其国伍其鄙’定行政编制，这便是‘法’的雏形——他知‘无规矩则国乱’，却不敢彻底打破旧制：井田制虽破，却未废贵族世袭；盐铁官营虽行，却仍容商人分利。反观我在秦国：废井田、开阡陌，让百姓凭军功获爵位，连宗室无军功者都不得入籍，这才是‘破而后立’的真变法！他‘以甲兵赎罪’是‘柔性用刑’，我在秦行‘连坐法’‘重刑惩恶’，才是‘令行禁止’的治国之道。齐桓靠管仲称霸，却因‘放权过甚’让霸业随人而亡；我在秦，不仅定法，更让法‘传于后世，不随君亡’——管仲是‘霸术之宗’，我要做‘治法之祖’！”
他认可管仲“以制度治国”的核心，却鄙视其“妥协于旧势力”的保守，认为自己的变法才是“管仲未竟的极致”。
西汉
司马迁（史学家，《史记》作者）：“其才可叹，其遇更可羡”
司马迁在撰写《管晏列传》时，对弟子感叹，字里行间满是对“君臣相知”的向往：
“世人读管仲，多赞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却少有人懂他的‘幸运’——若鲍叔牙不‘以身下之’，他早死在鲁国的囚车中；若齐桓公不‘弃射钩之仇’，他纵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老于民间。我写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是夸他懂治国，是叹他懂‘人性’——他知道百姓先吃饱穿暖，才会讲礼仪，这比那些‘空谈仁义’的儒者实在多了！他设‘女闾’招商，有人骂他‘低俗’，可我在《货殖列传》里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管仲不过是顺了‘人逐利’的本性，让齐国靠商业富甲天下。只是他临终谏言‘易牙不可用’，齐桓却不听，这才是最可惜的——再贤的臣，遇不到始终清醒的君，霸业也只是昙花一现！”
他既赞管仲的“务实之才”，更羡慕其“鲍叔举贤、桓公任贤”的际遇，甚至在字里行间藏着对自己“遇汉武帝而遭宫刑”的遗憾。
东汉
诸葛亮（蜀汉丞相，政治家）：“其策可鉴，其志当学”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暗引管仲典故，与姜维论及治国时，详细分析：
“管仲辅齐桓，先定‘尊王攘夷’之策，再行‘盐铁官营’‘兵民合一’之术，这是‘先立目标，再寻方法’，我在蜀汉也是如此：先定‘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志，再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之策，本质都是‘先稳内，再图外’。他‘三选制’选贤，不问出身，我在蜀举荐蒋琬、费祎，哪怕他们曾是小吏，只要有‘安邦之才’便委以重任——这都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道理。只是管仲时的齐国，‘国富兵强’无内忧，我辅的蜀汉，‘益州疲弊’又有南中叛乱，只能‘亲理细事，汗流终日’，若能有管仲那样‘君信臣、臣放手’的环境，北伐何至于屡屡受挫？齐桓能‘郊迎管仲’，先帝能‘三顾茅庐’，可后主……唉，我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负先帝，也不负管仲那样的贤臣之志！”
他视管仲为“治国标杆”，学其“战略先行、选贤任能”，却因蜀汉国情与后主昏庸，满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