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规定：百姓若犯“轻罪”（如小偷小摸），可缴纳“一副盔甲”或“一把兵器”赎罪；犯“重罪”（如伤人），可缴纳“五副盔甲+十把兵器”减刑。这一政策看似“宽松”，却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避免百姓因“小罪”被处死或流放，减少社会矛盾；二是让齐国快速补充了军备——据《管子》记载，仅一年时间，齐国就多了“盔甲三万副，兵器十万件”，为后来“北伐山戎”“南征楚国”奠定了基础。
四、霸业“战略细节”：“尊王攘夷”不是“口号”，而是“精准的利益联盟”
管仲提出的“尊王攘夷”，并非“忠于周天子”，而是一套“借力打力”的外交战略，每一步都算准了诸侯的“利益诉求”。
- “尊王”：拿周天子当“信用背书”，不做“出头鸟”
公元前655年，周天子周惠王想废太子郑，立小儿子带为太子。管仲没有让齐桓公直接“出兵护太子”，而是建议“召集诸侯会盟，请周天子派代表参加，共同拥立太子郑”。这样一来，齐桓公不是“以臣抗君”，而是“率诸侯尊王”，周天子只能承认太子郑的地位，还得封齐桓公为“侯伯”（诸侯之长）——齐桓公既得了“合法霸权”，又不用承担“以下犯上”的骂名。
- “攘夷”：救诸侯于危难，换“实际利益”
公元前664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求救。管仲建议齐桓公“不仅要出兵，还要帮燕国‘扩土’”——齐国军队打败山戎后，将山戎占领的“500里土地”全部送给燕国，还教燕国人“种桑养蚕、煮盐通商”。燕国国君感动得“送齐桓公到齐国境内”（按礼仪，诸侯送诸侯不能出本国边界），管仲趁机建议齐桓公“将燕国国君送过的土地，也送给燕国”，这一举动让其他诸侯都认为“跟着齐国，不仅能保命，还能获利”，后来齐桓公召集会盟，诸侯无一人缺席。
- “服楚”：不打“硬仗”，用“规则”逼对方妥协
公元前656年，齐国率诸侯联军伐楚，楚国实力不弱，管仲没有让联军强攻，而是派使者质问楚王：“楚国作为周天子的诸侯，为何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祭祀用的茅草）？”这是一个“看似小事，实则占理”的理由——不进贡“包茅”是“失礼”，楚国无法反驳，只能承认错误，承诺“恢复进贡”，还与齐国签订盟约。这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让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遏制了楚国北上的势头。
五、晚年“清醒与遗憾”：看懂人性，却难改结局
管仲辅佐齐桓公40余年，到了晚年，他的“清醒”与齐桓公的“昏庸”形成鲜明对比，也暴露了“人治”的局限性。
- 临终谏言：精准预判“小人误国”
他病重时，齐桓公问“谁能接替你做相”，管仲直接否定了齐桓公宠信的易牙、竖刁、开方：“易牙杀子烹羹讨好您，不近人情，必为私利；竖刁自宫来您身边，不爱自己，怎会爱您；开方放弃卫国太子之位，侍奉您15年不回家，不孝之人，必不忠。”他建议齐桓公任用“务实且重情”的隰朋，可惜齐桓公晚年贪图享乐，没听其言。
- 死后遗憾：霸业随人亡
管仲去世后，齐桓公果然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人，三人后来为了夺权，软禁齐桓公，还断绝其饮食，齐桓公最终饿死在宫中，尸体腐烂多日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