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着《孙子兵法》，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理实源于太公。观其渭水垂钓，非‘消极等待’，是‘审时度势的战略判断’——不投纣王，因‘伐无道需待时机’；不附诸侯，因‘辅明主需辨真伪’，此乃‘伐谋’之始。牧野之战，他先以《牧誓》凝聚诸侯之心（伐交），再策反商军奴隶（伐谋），最后以精锐冲锋（伐兵），三步环环相扣，终以弱胜强。后世兵家谈‘攻心为上’，谈‘不战而屈人之兵’，皆未出太公之框架。吾读《六韬》（托名太公所作），见其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更知太公非‘好战之将’，是‘慎战之谋’——这才是兵家的根本：非教人防人，是教人安邦；非教人杀人，是教人止战。”
战国
孟子（儒家亚圣）：“太公之择，乃贤臣之范”
孟子推崇“仁政”与“贤臣择主”，他解读姜子牙，重点放大其“弃暗投明”的道德选择，将其塑为儒家理想贤臣的标杆。
“或问‘贤臣当如何待昏主’？观太公便知答案：纣王暴虐，他‘去之’而非‘愚忠’；文王仁政，他‘辅之’而非‘自傲’，此乃‘顺天应人’之举。有人谓‘太公直钩垂钓是故作清高’，吾独以为不然——他钓的不是‘官位’，是‘能行仁政的君主’，是‘能救百姓的机会’。昔年文王拉车，他受之，非因‘贪图礼遇’，是因‘知文王愿放下君威，必能倾听民声’；治齐时‘简礼’，非因‘轻视礼乐’，是因‘知百姓疲于繁文，需先安其生’。儒家言‘达则兼济天下’，太公一生，便是‘达则兼济’的最好证明：遇明主则尽心安天下，遇良机则全力救百姓，此乃贤臣之最高境界。”
西汉
司马迁（《史记》作者）：“太公之事，乃史之奇笔”
作为史学家，司马迁跳出“学派立场”，以客观视角评价姜子牙，既赞其功业，也叹其人生的传奇性，满是史家的共情。
“吾着《齐太公世家》，遍查周室档案与齐地传说，愈觉太公一生‘奇绝’。他前八十年困于市井，屠牛卖酒却不坠青云之志，此‘忍’之奇；年过八十遇文王，一朝得用便执掌军政，此‘遇’之奇；牧野之战定天下，却自请封于偏远齐地，不恋镐京权位，此‘明’之奇；治齐五月便定根基，临终仍为周室镇守东方，此‘忠’之奇。后世多传其‘封神’‘通神’，吾虽未敢轻信，却理解百姓为何愿将他神化——乱世之中，百姓盼‘能安天下的智者’；治世之中，百姓盼‘能护民生的贤臣’，而太公恰好兼具二者。他的生平，不止是周室开国史，更是百姓对‘理想人物’的向往史。”
唐朝
房玄龄（贞观名相）：“太公之治，乃宰辅之鉴”
房玄龄身为贞观盛世的核心宰相，他看姜子牙，更关注其“治国理政的务实手段”，视其为宰辅的行动指南。
“吾佐太宗治天下，常以太公‘治齐’为镜。齐地盐碱多，太公不强行推农耕，反兴鱼盐之利，此‘因地制宜’；东夷习俗异，太公不强制改礼仪，反简礼融俗，此‘因俗而治’——这正是宰辅该有的智慧：不固守成规，不空谈理想，只问‘百姓是否安居’，只问‘社稷是否稳固’。观其辅佐文王、武王，从不只谈‘战略’，更重‘细节’：劝文王‘轻徭薄赋’，是解百姓之困；助武王‘封商后裔’，是安前朝之民；为周室‘定分封’，是固天下之基。后世宰相谈‘调和阴阳’，谈‘总领百官’，若脱离‘务实利民’，便成空谈。太公之治，告诉我们：宰辅的价值，不在‘说得多好’，在‘做得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