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雍正伪装“闲人”、暗结势力夺嫡，李世民坦言：“诸皇子争储，如储位悬空，朝堂必乱。朕当年杀建成、元吉，亦是‘先下手为强’，为的是止朝堂内斗；胤禛暗蓄力量、静待时机，而非明火执仗厮杀，手段更显沉稳——‘夺嫡非所愿，然为安天下，不得不为’，此中滋味，唯过来人能懂！”
对雍正继位后迅速稳定朝局，点赞：“登位后先安群臣、再推改革，如朕当年重用魏征、房玄龄，先稳内政再谋发展，懂‘治世先安内’的道理！”
对雍正设立军机处取代内阁，李世民皱眉：“朕设三省六部，让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为的是‘分权制衡、防独断之弊’；胤禛设军机处，让大臣沦为‘跪受笔录’的传声筒，虽高效却失‘兼听则明’——帝王纵然英明，也需群臣拾遗补缺，独断专行，久必生乱！”
对雍正压制言论（文字狱），更直言：“朕开直言之路，听魏征犯颜直谏，为的是知自身之过；胤禛因言治罪（如曾静案），让士人不敢说话，朝堂只剩‘颂圣之声’，如何能知民间疾苦、政策弊端？”
对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设驻藏大臣，李世民抚掌称：“朕平突厥、置安西都护府，为的是‘拓疆稳边，使四夷臣服’；胤禛定青海、固西藏，让边疆归于中枢直辖，继‘天可汗’固疆之业，不负帝王‘守土安邦’之责！尤其‘改土归流’，废土司世袭，设流官治理，如朕在边疆设州县，皆为‘化夷为夏，巩固一统’，此功当载史册！”
李隆基在开元年间以“励精图治、整顿弊政”开创盛世，对雍正的“实干改革”会有强烈共鸣，同时对其“驭臣苛酷”保持警惕。
对雍正推行“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李隆基抚须称许：“朕开元初年，罢黜冗官、整顿吏治，为的是清除武后、中宗以来的官场积弊；胤禛把地方私征的‘火耗’收归国库，再用养廉银堵住官员贪腐的口子，既规范了财政，又整肃了官场，此乃‘标本兼治’的务实之策——比那些只会喊‘清官治国’的腐儒高明多了！”
对雍正完善奏折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掌控，认可：“朕设十道采访使监察地方，为的是让朝廷知地方实情；胤禛让官员直接给皇帝写奏折，绕开了中间的层层隐瞒，能快速抓住问题要害，这才是‘治官先治信息’的道理！”
开元时期的李隆基重视“君臣相得”（如重用姚崇、宋璟），对雍正严惩年羹尧、隆科多的做法极为不解：“年羹尧平定青海，隆科多拥立继位，皆是‘定策功臣’，如朕之姚崇、宋璟。有功则赏官晋爵，有过则贬官夺职，何必搞‘九十二条大罪’，把人往死里整？朕当年罢姚崇，也是好聚好散，为的是让群臣知‘君恩不绝’；胤禛如此对待功臣，只会让日后的能臣‘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办事——毕竟谁也不想‘鸟尽弓藏’！”
对雍正的文字狱，皱眉：“朕开元年间广开言路，让李白、杜甫等文人敢写敢说，才有了‘盛唐气象’；胤禛因几句诗、几篇文章就治人罪，把文人吓得‘不敢下笔、不敢开口’，朝堂只剩‘歌功颂德’之声，如何能发现政策的弊端？这不是‘治世’，是‘防民之口’！”
北宋
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奠定文官治国基础，重“宽仁治世”“财政规范”，对雍正的评价会侧重“治官”与“文治”的得失。
对雍正打击年羹尧、隆科多等权臣，赵 匡胤称：“朕杯酒释兵权，为的是防武将专权；胤禛除年、隆，为的是防权臣结党，皆是‘防乱于未然’——帝王治世，首忌‘权柄旁落’，此点胤禛与朕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