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
刘邦以“布衣天子”起家，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靠功臣定天下”的道理，对雍正的评价会聚焦“治民”与“驭臣”的平衡。
对“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刘邦抚须称许：“朕灭秦后废苛法、约三章，为的是让百姓‘休养生息’；胤禛废丁银，让贫者无徭役之累，富者按田出赋，此乃‘均赋税、安民心’之智！比之秦代‘头会箕敛’，胜之远矣！”
对“养廉银”制度，也认可：“朕给功臣裂土封侯，为的是让其‘无贪腐之由’；胤禛以厚禄养廉，断官员盘剥百姓之念，皆是‘以利止贪’，懂治官者，当知‘禄足则吏廉’！”
对雍正严惩年羹尧、隆科多（昔日夺嫡功臣），刘邦摇头叹息：“年、隆二人，昔日元勋，如朕之韩信、萧何。有功则赏，有过则贬，何必罗织罪名、株连满门？朕擒韩信而不杀（贬为淮阴侯），罢萧何而留用，为的是让群臣知‘帝恩可恃’；胤禛如此苛待功臣，虽能震慑一时，却让天下士人寒心——日后谁还敢为君效死？”
刘邦靠分封刘姓宗室巩固天下，对雍正打击兄弟宗室的做法极为不解：“朕封刘姓王以镇四方，虽有七国之乱，却也保刘氏百年根基；胤禛对兄弟赶尽杀绝，看似稳固皇权，实则让宗室无人可用——一旦外有强敌、内有权臣，谁来帮皇室撑场面？‘兄弟虽争，终是同姓；权臣虽顺，难保异心’，此理胤禛不懂！”
西汉
作为以“雄才大略”推动集权、拓展疆土的帝王，汉武帝对雍正的评价会聚焦“集权效率”与“统治根基”的平衡。
对雍正设立军机处、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汉武帝拍案称：“朕设内朝、用近臣，罢黜丞相权柄，为的是打破‘外朝掣肘’；胤禛设军机处，让大臣‘跪受笔录’，政令直达天下，比朕更彻底——帝王要干大事，必先攥紧权柄，否则如文帝、景帝，虽治世却难拓疆！”
对雍正平定罗卜藏丹津、设驻藏大臣巩固边疆，更赞叹：“朕派卫青、霍去病击匈奴，设河西四郡、置西域都护府，为的是‘强汉无外患’；胤禛定青海、固西藏，把边疆土司纳入中枢管辖，继‘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之威，此等魄力，配称‘有为之君’！”
汉武帝虽尚“武功”，却也重视“文治”（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对雍正的铁腕统治颇有微词：“朕虽连年征战，却知‘兵者凶器，不可久用’，晚年下《轮台罪己诏》，与民休息；胤禛靠严刑峻法推改革，动辄株连功臣、兴文字狱，让天下人‘畏君而不亲君’——帝王治国，当‘威德并施’，光靠吓唬人，虽能收一时之效，却会让百姓离心，一旦有变，无人肯为朝廷卖命！”
对雍正打击宗室，直言：“朕虽削藩，却留诸侯性命、保其爵位，为的是‘留宗室血脉，防外姓夺权’；胤禛把兄弟当仇敌，圈禁的圈禁、赐死的赐死，看似断了内患，实则让皇室成了‘孤家寡人’，非长久之计！”
唐朝
李世民自身经历“玄武门之变”，既懂权力斗争的残酷，又重“君臣共治”的平衡，对雍正的评价会带着“过来人之鉴”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