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说法在细节上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标准轨距的最终确立并非是由古罗马战车直接决定的。
但从更广阔的历史渊源和演化脉络上看，现代铁路的标准轨距确实可以一层又一层地向上追溯，直到早期马车的车轮间距。
整个演化链条大致可以梳理为——
先是有古罗马时期道路上长期行驶的马车所留下的车辙宽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后续马车的轮距，并成为中世纪及近代欧洲广泛使用的马车轮距标准。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煤矿中用于运输煤炭的马拉矿车也延续使用了这个轮距。
英国着名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在设计和建造早期蒸汽机车与铁路时，大量借鉴了当时煤矿铁路的经验，最终也采用了这个轨距标准。
最后随着英国铁路技术的向外传播和影响力扩大，这个由斯蒂芬森推广开来的轨距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最终演变成了今天国际上通用的标准轨距。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个演化过程并非是一个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就一成不变，它不是有意识的顶层设计或钦定标准。
其间充满了无数基于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实用主义选择、技术路径依赖、以及各种历史的巧合与偶然。
真正将这个特定的轨距宽度定格下来，并最终将其推广到全世界范围，使其成为一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标准的。
是19世纪的那些富有远见卓识和强大执行力的英国工程师们，其中乔治·斯蒂芬森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
因此，与其简单粗暴地说——古代马车的宽度决定了现代火车的轨道宽度。
不如更准确地表述为——19世纪英国煤矿中普遍使用的马拉矿车的轮距标准，在特定的历史机缘和社会条件下，最终演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国际标准轨距。
而这个19世纪煤矿马车的轮距，又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与更古老时代的马车使用习惯和道路状况相符。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除了轨距标准之外。
时间、长度、质量等基本度量衡单位的演变与统一，乃至各种语言文字、社会风俗、伦理道德、艺术审美等更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的形成与流传。
也都普遍存在着类似的、可以追溯其演化脉络的内在逻辑。
以及基于这种历史传承而在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底层文化基因的相似性。
即便常言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但这些看似千差万别的方言土语和地方风俗，在更深层次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视角下，往往都能找到其共同的起源和演化轨迹。
因此，一个特定文明的内在特质、发展阶段、乃至其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往往会反应到其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产品的细节之中。
例如：建筑风格、工具形制、艺术审美、乃至其社会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等多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