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年初的严寒像是给这座古老建筑镀上了一层脆弱的冰壳。
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办公室却像一个持续散发思想热量的火炉。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
一张堆满书籍文件的大写字台，几把款式不一的椅子，一个冒着微弱热气的铸铁火炉，以及占据了整面墙、塞满了各种语言书籍的书架。
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烟草以及一种独特的、属于高度集中精神的气息。
列宁本人深陷在写字台后那张磨损严重的皮沙发里，膝盖上摊开着一份刚由密码员翻译过来的柏林密电。
他鼻梁上架着眼镜，右手食指与中指间却不像寻常人那样夹着香烟，而是捏着一小段白色粉笔。
这是他思考时无意识的习惯，仿佛大脑中有一块巨大的黑板，需要随时将迸发的思路具象化。
他的脚边，散落着些许粉笔末，像是不规则的思想雪片。
“啊，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同志！”
听到熟悉的、略显拖沓的脚步声，列宁头也没抬就用那略带喉音、语速快得像连珠炮似的声音招呼道，“快过来，把你那出色的分析能力借我用用。”
”柏林那边的同志好像集体得了流行性‘谨慎’，症状不轻，我们需要做个紧急会诊！”
进来的是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他戴着厚厚的眼镜，面容有些疲惫，但眼神依旧睿智。
作为外交人民委员，他不仅处理着苏俄与外部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还参与着共产国际的早期联络工作。
他对列宁这种充满活力的、将严肃问题以同志间亲密讨论方式展开的风格早已习惯。
列宁像弹簧一样从沙发里站起来，动作敏捷得与他的年龄和伏案工作的形象有些不符。
他几步跨到契切林面前，几乎是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按到写字台对面那把看起来最结实的椅子上。
然后，他像变戏法一样，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有点变形的铁皮糖盒，推到契切林面前，脸上带着一种分享宝贝的神情：
“给，我知道你喜欢这个。”
“上次那批芬兰方糖，我可是给你留了一份。”
糖盒里躺着几块略显粗糙的方糖，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当下，这确实是难得的礼物。
不等契切林道谢，列宁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身体前倾，胳膊肘支在摊开的文件上，那截粉笔在他指间灵活地转动。
“格奥尔基同志，你来看看这个，”他的语气从刚才的轻松迅速切换到极度专注，“我们德国同志的脉搏，跳动的节奏变了。”
”罗莎，还有卡尔，他们像是突然在冲锋号响起前，停下来紧了紧鞋带。”
“这很反常，不是吗？”
契切林小心地拿起一块方糖，没有立刻吃，而是握在手心，感受着那一点坚硬的甜意。他点点头：“您是指他们推迟全面起义，转而强调巩固基层组织的决定？”
“不仅仅是决定！”
“是做出这个决定的‘思想根源’！”
列宁的眼中迸发出理论家发现新命题时的光芒，他用粉笔虚点着桌上的密电，仿佛在点着无形的关键词，“我们都了解罗莎·卢森堡，她就像一只最优秀的革命信鸽，对风向和气流的变化有着天生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