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二月二十，贵阳。
总兵府正堂的铜壶滴漏已指向辰时三刻，秦良玉仍端坐案前。
“四川总兵侯良柱率兵五千，已抵遵义。”马万年指着地图上的标注，“湖广巡抚方孔炤调沅州卫三千，五日内可至镇远。加上祖母带来的白杆兵五千、兄长在安顺的五千，朝廷在贵州可用之兵，已近两万。”
秦良玉的指尖划过乌江：“两万分散四地，若土司联兵，仍显不足。”
“所以祖母要用‘将计就计’。”马万年会意，“示弱于敌，诱其先动。”
马万年略一沉吟：“安位恐怕不敢来。”
“他若敢来，说明洪总督之死确与他无关，朝廷自当厚待。”秦良玉抬眼，“他若不敢来……那便是心里有鬼。”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马祥麟一身戎装踏入堂内，甲胄上还沾着晨露。
“母亲，乌江有变。”他抱拳行礼，语速很快，“昨夜有二十余艘快船试图夜渡，被儿截获。船上都是精壮汉子，虽扮作商贩，但手掌虎口皆有茧，是常年握刀的手。”
“人呢？”
“格杀八人，俘十三人。有两人趁乱投江，生死不明。”马祥麟从怀中掏出一块腰牌，“这是在领头者身上搜到的。”
腰牌是黄铜所制，正面阴刻“播州宣慰司”，背面却有个细微的凿痕——原本该是杨氏家纹的位置，被人刻意磨平了。
秦良玉接过腰牌，对着光细看：“磨痕很新，不会超过十天。”她转向马万年，“播州杨氏去年被革职后，谁在管事？”
“是杨氏的旁支杨国栋，但此人庸懦，全靠几个老管家撑着。”马万年想了想，“不过杨氏有个女婿叫田景猷，是思州田氏的庶子，据说颇有心计。”
“田家……”秦良玉手指轻叩桌案，“安位去的是铜仁田家，私盐船用的是杨氏的印，现在夜渡的‘商贩’又带着播州腰牌。这三家倒是亲热得很。”
马祥麟冷笑：“要儿说，干脆三路并进，把这几家全剿了！”
“剿？”秦良玉摇头，“贵州大小土司百余家，你剿得完吗？今天剿三家，明天就有三十家联兵反你。朝廷要的是长治久安，不是血流成河。”
秦良玉转头，“万年，你以贵阳府同知名义发告示：即日起清查各土司历年拖欠税粮，但准其分三年补缴。另，朝廷将设‘黔中义学’，凡土司子弟入学满三年者，其家族减税一成。”
马万年眼睛一亮：“这是阳谋。愿送子弟入学者，便是心向王化；不愿者，其心可诛。”
二月二十五，铜仁。
田氏土司府邸建在半山，府墙高两丈，四个角楼可俯瞰全城。后宅书房里，田景猷正对着油灯看一封密信，火光将他瘦削的脸映得明暗不定。
门外传来三长两短的叩门声。
“进来。”田景猷将信纸凑近灯焰，看着它卷曲成灰。
进来的是个疤脸汉子，穿着家丁服饰，但走路时下盘极稳。“老爷，贵阳那边有消息了。秦良玉果然中计，真以为洪承畴是安位杀的。现在朝廷要安位亲自去贵阳递降表，水西那几个使者已经回去了。”
“安位什么反应？”
“还没动静。不过……”疤脸压低声音，“咱们在乌江的人传回信，马祥麟这两天查得松了，据说是在等朝廷大军。还有，贵阳贴出告示，要设什么义学，减税招土司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