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五年前在澳门，我们被高利贷追债，大哥挡在我前面，挨了一棍子，胳膊肿胀半个月。他回头冲我笑，说：“小七，没事，哥在。”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看向磊哥：“磊哥，设备什么时候能好？”
“今晚就能好，”磊哥说，“但得去趟工厂，拿点零件。”
“我去，”我说，“大哥在这儿等。”
大哥想反对，可看到我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行，小心点。”
下午三点，我和磊哥打车去服装厂。地址是磊哥的一个朋友给的，在城中村深处，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两边的墙上贴满了小广告，红的绿的，像块块补丁。
“到了。”磊哥指着一扇铁门，门上挂着把大锁，锁上有个猫眼。
他按了按猫眼，里面传来个男人的声音：“谁？”
“王磊，”磊哥说，“老陈介绍的。”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瘦小的广东男人站在门口，叼着烟，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进来。”
车间里很暗，只有几盏日光灯在头顶闪烁，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墙边摆满了设备——眼镜框里藏着微型摄像头，拐杖顶端有红外发射器，连一把普通的木椅，坐垫下都缝着信号接收器。
“这些都是出千的工具，”广东男人吐出一口烟，“你们要的设备，得加钱。”
“多少钱？”磊哥问。
“五万，”男人说，“现金。”
我从包里拿出五万现金，递过去。男人接过钱，数了数，塞进兜里：“跟我来。”
他带我们走进里屋，里面摆着个大箱子，里面全是扑克牌。他拿出一副，递给我：“这是药水牌，跟你们遇到的一样。”
我接过牌，背面的玫瑰花纹在日光灯下泛着诡异的光。
“还有这个，”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个眼镜盒，里面躺着副隐形眼镜，“戴上就能看到牌的点数。”
我戴上眼镜，低头看向扑克牌——背面的玫瑰花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和花色代码，像被紫外线照出来的鬼影。
“操！”我骂了一声，把牌摔在地上。
“还有这个，”男人从箱子里拿出个牙刷，“里面装了信号发射器，跟你们说的一样。”
磊哥接过牙刷，拆开看了看，点头：“跟我想的一样。”
“设备今晚就能好，”男人说，“但得在这儿等。”
我和磊哥对视一眼，点头：“行，我们等。”
晚上八点，设备终于做好了。磊哥把震动器缝进我的内衬，把微型耳机塞进我的耳道，手机远程同步画面。他调试了一下，平板上跳出牌的信息：“好了。”
我摸了摸内衬里的震动器，冰凉的金属边缘硌着皮肤，像块冰。
“走，”磊哥说，“回去找大哥。”
我们打车回酒店，路上经过一家烧鹅店，香味飘进车里，勾得我肚子咕咕叫。
“买点烧鹅，”我说，“给大哥带份。”
磊哥笑了：“行，咱哥仨，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烧鹅很香，皮脆肉嫩，蘸着酸梅酱，好吃得让人想哭。我们回到酒店，大哥正坐在床上抽烟，看到我们，赶紧掐了烟：“怎么样？”
“成了，”磊哥把设备拿出来，“明天就能反杀。”
大哥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好！妈的！赢回来！”
大哥和磊哥对视一眼，笑了：“赢回来！”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砸在玻璃上，像无数根细针。可我却觉得，心里的那块冰，好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