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哈尔滨的街道上已经布满了宪兵和警察。昨晚南岗区一带的激烈枪战和爆炸，震动了整个城市。日伪当局如临大敌，封锁了相关区域，挨家挨户搜查，盘问每一个可疑的行人。
周瑾瑜在老康安排的一个绝对安全的“安全屋”里，处理了身上的伤口，换上了一套半旧的、但还算体面的棉袍。老康还给他弄来了一顶呢帽和一副平光眼镜，稍微改变了一下形象。他的“脱险故事”已经和老康反复推敲了好几遍，确保没有明显的漏洞。
“记住，”老康最后叮嘱道，“你是昨晚下班后，想去拜访一位住在南岗区的、从新京来的老同学，讨论一些医学问题。结果在路上，意外卷入了抗联武装分子和‘幽灵’部队的交火。你被打晕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条偏僻小巷的垃圾堆旁，身上的钱包和怀表不见了，可能是被趁火打劫的混混摸走了。你受了惊吓，又受了轻伤，迷迷糊糊躲藏了一夜，直到天亮才敢出来找电话求救。”
周瑾瑜点点头。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一个文弱的防疫部门技术人员，遭遇街头枪战，被打劫，躲藏一夜。既有偶然性，又符合他公开身份的性格特征。丢失怀表和钱包，也能解释他身上没有计时工具和钱财的窘境。
“你的‘老同学’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经得起查。”老康递给他一张小纸条，“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也确实从新京来哈尔滨公干过，不过前几天已经回去了。日本人就算去新京查，也只能证实确有其人，但找不到他本人对质。”
周瑾瑜接过纸条，默默记下信息，然后将纸条烧掉。
“婉茹那边……”周瑾瑜问。
“已经接出来了，安排在另一个地方。她那边也有一个合理的‘故事’：昨晚独自在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害怕，就躲进了衣柜里，直到我们的人以警察查户口的名义敲门，她才敢出来。”老康说，“你们暂时不能立刻见面，需要错开时间，分别回去。你先回去，稳住局面。婉茹稍晚些，由我们的人‘护送’回家，这样更自然。”
周瑾瑜理解这样的安排。两人同时“失踪”又同时出现，太扎眼。
“对了，”老康的神色变得有些黯然，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被晨雾笼罩的、死气沉沉的街道，“钟先生临走前，让我转告你一些……关于这次‘测试’的更多情况。他说，你有权知道全部的代价。”
周瑾瑜的心沉了一下。他走到老康身边：“你说。”
老康没有回头，声音低沉：“这次测试，范围很广，不止哈尔滨，整个东北乃至华北的部分地下组织，都受到了波及。那份伪造的名单，通过几个被怀疑的渠道泄露出去，观察反应。结果……挖出了三个隐藏极深、职位不低的内鬼。其中一个，甚至已经打入了我们相对核心的交通线。”
这是成果，但老康的语气里没有喜悦。
“代价是，”老康深吸一口气，“有至少七位优秀的、忠诚的同志，因为这份名单，暴露了，被捕了。其中四人，已经确认牺牲。另外三人，下落不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周瑾瑜闭上了眼睛。七位同志！至少四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可能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会“清除”他们，为什么没有同志来营救。那种被自己人背叛的绝望和困惑，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体会得刻骨铭心。
“还有，”老康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两位同志，在收到名单后，因为无法承受这种被组织抛弃的打击和恐惧，精神崩溃，主动向敌人自首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出卖更多同志，但他们的变节，本身就已经是损失和污点。”
主动自首……周瑾瑜能想象那种崩溃。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在绝境中反而激发出更强的斗志，选择继续战斗。恐惧和绝望，足以摧毁很多人的意志。
“另外，还有像你一样，选择继续战斗，但在独自行动中，因为失去组织支援和保护而暴露、牺牲的同志……具体数字，还在统计，但不会少。”老康终于转过身，他的眼眶通红，“瑾瑜，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我何尝不是？看着自己亲手发展的同志，因为这样一个测试而牺牲、而崩溃，我……我恨不得抽自己耳光！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用忠诚同志的鲜血和生命，去检验和清除叛徒？”
仓库安全屋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警笛声，提醒着外面世界的紧张。
周瑾瑜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眼神复杂难明。有悲痛，有愤怒，也有深深的思索。
“老康，”他开口，声音有些干涩，“钟先生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猛药’。我理解在那种内部可能被高度渗透的危急情况下，常规手段失效的困境。我也承认，挖出内鬼，阻止更大的破坏，确实有战略价值。尤其是‘影子协议’这种级别的威胁面前，任何内部的不稳定都是致命的。”
他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这种测试的逻辑，建立在一种对人性极度悲观、对组织自身凝聚力极度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叛徒，需要用最极端的方式去考验。它为了抓住少数叛徒，不惜让大多数忠诚者承受被背叛的痛苦和风险。这就像为了除掉庄稼里的几棵杂草，不惜放火烧掉整片田地。”
老康默默听着，没有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