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健康疗法推广后的第二周，江城出现了选择的反面——完全的“选择冻结”。
第一位患者是李哲，一位餐厅老板。他被送来时保持着一个永恒的犹豫姿态：右手悬在菜单本上方五厘米，眼睛盯着“今日特价”栏目，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监控显示，他这个姿势已经保持了十四个小时。
“不是昏迷，”零扫描后报告，【他的大脑活动正常，甚至异常活跃——决策相关区域正在以800%负荷运转，但没有任何输出信号。就像一台疯狂运算却从不输出的计算机】
杨明尝试触碰李哲的肩膀，惊讶地发现连这种触碰都无法引发反应：“他感知得到，但...不回应任何需要选择的事情。”
更诡异的病例接踵而来：
· 一位程序员面对代码编辑器，光标在if语句处闪烁了三天，无法决定条件分支
· 一位母亲在超市婴儿食品货架前凝固，无法在有机米粉和强化营养米粉之间做出选择
· 甚至一个孩子面对“红气球还是蓝气球”的问题时，直接进入了认知冻结状态
“这不是可能性过敏的反向，”林枫诊断，“而是选择能力的彻底崩溃。可能性过敏是看到太多选择，这是看到任何选择都恐惧。”
织法者的信息证实了这是更大危机的一部分：【检测到‘选择恐惧瘟疫’在37个文明中爆发。受影响文明开始集体回避决策，从日常选择到文明级战略完全停滞。最严重的一个文明已经三年没有通过任何新法律，因为议会无法对提案投票】
时衡——因果园艺师——观察到更深层异常：“这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患者的决策量子场出现了‘冻结’——所有概率波函数停止坍缩，永远保持在叠加态。他们在物理层面失去了做出选择的能力。”
第一个危重案例让诊所陷入沉默：一位宇航员在模拟舱训练中面对“按A按钮还是b按钮”的选择时冻结，他的生理时间也随之放缓——心跳从每分钟60次降到6次，新陈代谢几乎停止。不是昏迷，是存在状态的停滞。
“选择恐惧症的患者在逃避选择的瞬间，”林枫分析道，“把自己卡在了选择前的那个永恒瞬间里。”
治疗尝试困难重重。任何外部干预——哪怕是帮助患者做一个小选择——都会引发剧烈的排异反应。那位宇航员在被助手按下A按钮后，进入了全身性的量子痉挛，仿佛他的存在本身在反抗这个强加的选择。
“选择权不能代行，”零总结，【这触及了存在自主权的核心。必须让患者自己恢复选择能力，而不是替他们选择】
林枫意识到，他需要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法：“我们不是在治疗‘不做选择’，而是在治疗‘对选择后果的过度恐惧’。”
他设计了一个看似悖论的治疗方案：在一个完全无后果的环境里，让患者重新学习选择。
治疗室里，林枫创造了一个“沙盒现实”——一个所有选择都没有实际后果的练习空间。李哲——那位冻结的餐厅老板——被引导进入这个空间，面前再次出现菜单。
“在这里，”林枫说，“无论你选择什么，都不会有真实后果。选A，虚拟客人会吃；选b，也是虚拟客人。但你需要练习的是‘做出选择’这个动作本身。”
第一次尝试，李哲再次冻结。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选择必然带来后果，”杨明观察道，“即使我们告诉他没有后果，他的恐惧已经固化成了本能反应。”
林枫调整了策略。他没有直接让李哲做选择，而是带他回到童年记忆——不是用技术，而是用医者之域的连接。
“还记得你第一次自己做选择吗？”林枫引导，“也许是选择要什么颜色的糖果，选择先玩哪个玩具...”
在记忆深处，他们找到了那个瞬间：五岁的李哲在糖果店前，父亲说“只能选一个”。小李哲犹豫了很久，最后选了红色糖果——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他做出了选择。
“那是什么感觉？”林枫问记忆中的小李哲。
“害怕...但选完之后，又很骄傲。”孩子的声音在意识层面回响，“因为是我自己选的。”
成年的李哲——冻结的李哲——在治疗室里颤抖了一下。这是他冻结后第一个自主动作。
“对，”林枫轻声说，“选择的本质不是选出最好的，而是承担‘这是我自己选的’这份责任与骄傲。”
治疗突破开始了。林枫不再治疗“选择困难”，而是治疗“对责任的恐惧”。每个选择都意味着责任：选择A就要对A的后果负责，选择b就要对b负责。而选择恐惧症的根源，是责任恐惧症的极端形态。
更复杂的挑战出现在文明层面。织法者连接了一个完全停滞的文明——他们甚至无法决定每天从哪条路去工作，整个社会系统濒临崩溃。
林枫通过维度投影降临那个文明的首都。街道上，人们静止在无数个小选择前：是否要踏入阳光，是否要呼吸下一口空气，是否要让心跳继续。
“他们恐惧到什么程度了？”杨明震惊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