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顺利平定，标志着钱镠的南方统一大业进入了最后的收官阶段。目光所及，仅剩岭南与更南的交州（安南）。
钱镠任命主动归附、且在虔州素有贤名的卢光稠为福建布政使，以其安抚地方之才稳定新附的闽地。其重要谋士谭全播（绰号“小诸葛”）则被调任武昌道按察使，于荆湖之地发挥其才智。
对投降的王氏家族，钱镠采取了分化安置、明升暗控的策略。王潮先在升州坐了半年冷板凳，观察其心志后，被任命为明州刺史，负责这个重要港口的海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算是给了个体面的出路。其弟王审知，钱镠看出其能力不俗，但为避免其形成地方势力，任命为江陵道布政使，专司政务，远离军事。另一位兄弟王审邽，因历史上曾有主动让贤之名，被认为品行端正，被安排到邢宪司任职，人尽其才。
钱镒被正式任命为交广行营兵马招讨使，全权负责经略岭南及交州。其直属兵力为其本部两万破虏军，加上可调动的澎州锐武军一万及五千水师。同时，北面驻道州的杜建徽部和驻韶州的裴宏部，在确保自身防务前提下，需给予钱镒有限的军事支持。钱镠给他的目标是：三年之内，步步蚕食，全面占据两广及交州。
钱镒受命后，并未急于全面开战。他仔细分析了岭南形势。当时的岭南，情况比湖南更为复杂：
刘隐：控制着岭南东道的核心广州、战略要地端州及其起家之地封州。他通过权谋上位，实际军事经验有限，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并不牢固。
除了核心的广州周边，其他地方也是各自为政：
岭南西道“三管”：静江军节度使刘士政控制桂管。叶广略控制邕管。庞巨昭控制容管。
被当地豪族推为静海军节度使的曲承裕控制安南（交州）已有脱离中原控制的趋势。
乾宁二年（895年）夏，钱镒率本部两万破虏军，汇合澎州前来的一万锐武军及五千水师，自福州沿海路南下，直逼珠江口。同时，命令驻守韶州的裴宏，率军一万南下，做出夹击态势。
钱军水师庞大，战舰云集珠江，陆军于东莞一带登陆，兵锋直指广州。刘隐匆忙集结军队，试图依托城池和周边水网抵抗。然而，他的军队多为新募和兼并所得，凝聚力、战斗力与历经战火的钱军不可同日而语。在几次小规模接触战惨败后，广州城内人心惶惶。
钱镒并不急于强攻广州坚城，而是分兵扫荡周边，切断了广州与端州、封州的联系。同时，利用水师优势，封锁珠江，使得广州商贸几近断绝。裴宏的军队也从北面逼近，形成合围之势。
刘隐内外交困，自知绝非对手，抵抗意志迅速崩溃。在围城不到两个月后，刘隐便开城投降。钱镒遵从钱镠“速定核心，减少损耗”的指示，接受了刘隐的投降，将其及其家眷送往升州。广州一下，周边的端州、封州等地传檄而定。岭南东道核心区域，在半年内便宣告平定。
解决了刘隐，钱镒将目光投向岭南西道的桂、邕、容三管。此时，这三地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
钱镒陈兵边界，同时派出大量使者，分别前往桂林、南宁、容县，向刘士政、叶广略、庞巨昭宣示钱镠的威德，并展示钱军的强大实力。他明确表示，若主动归附，可保留官职、爵位，只需接受吴国政令；若负隅顽抗，则大军一到，玉石俱焚。
面对兵锋正盛、刚刚轻松拿下广州的钱军，桂管刘士政最先动摇，上表请降。紧接着，实力较弱的容管庞巨昭也遣使归顺。唯有邕管叶广略，自恃地处偏远，地形复杂，态度暧昧，既不说降，也不言战。
钱镒对此心知肚明。他采纳了类似裴宏在福建的策略，并不急于派大军深入邕管瘴疠之地，而是下令接受桂管、容管的投降，并派遣少量官员和部队入驻关键节点，进行监督和联络。同时，他命令裴宏部在韶州以南、杜建徽部在道州以南，保持军事压力，并协助新附地区清剿小股土匪、维持秩序。
对于邕管，钱镒采取了“冷处理”。他公开宣称：“叶公既无悖逆之心，我朝亦不行不义之师。然邕管亦为中国之土，岂容长久自外？” 他下令封锁与邕管的主要商道，进行经济制裁，同时不断派遣细作潜入，散布流言，分化其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