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得知钱镠兼任淮南节度使的噩耗后，杨行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煎熬的一个月。
每一天，他都如同坐在针毡之上。润州方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他心惊肉跳。他派往边境的斥候数量增加了一倍，要求他们每日一报，哪怕对面只是多了一支寻常的商队，也要查清来龙去脉。他脑海中反复预演着各种最坏的情况：钱镠是否会以淮南节度使的名义，下一道公文来斥责他年前的“不义之举”？是否会直接命令他让出扬州，移镇他处？甚至，是否会派来一个趾高气扬的“监军”，直接插手淮南军政？
他送出的那份厚礼——朱延寿的人头、堆积如山的财物以及措辞卑微的悔过书，如同石沉大海。钱镠那边，既没有退回财物表示决绝，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更没有以新任淮南节度使的身份对淮南七州的事务做出任何安排。
这种彻底的沉默，比任何明确的威胁更让人窒息。它像一片浓稠的、无法穿透的迷雾，遮蔽了钱镠的真实意图，让杨行密所有的猜测和防备都仿佛打在了空处。
“他到底想干什么？”杨行密无数次在深夜自问，“是在酝酿更大的图谋，还是……真的无暇他顾？”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线传回的情报逐渐拼凑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图景：钱镠的主力确实在杭州、苏州一带进行大规模整编和操练，消化吞并董昌地盘带来的巨大人口和资源，似乎短期内并无北上的迹象。
绷紧的神经，在长达一个月的死寂后，终于稍稍松弛了下来。杨行密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憋在心口的浊气。他明白了，钱镠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基于实力和自信的、居高临下的忽视。钱镠不屑于在此时对他穷追猛打，或者说，彻底吞并淮南的时机尚未成熟，稳定新得的浙西、整合庞大军力才是钱镠的当务之急。
“忽视我？好，好得很！”杨行密在短暂的屈辱感过后，涌起的是一股强烈的求生欲，“你看不起我这败军之将，就是我喘息之机！”
危机感并未解除，只是从迫在眉睫的刀锋，变成了悬在头顶的、不知何时会落下的利剑。他必须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尽快恢复元气。
他开始冷静下来，仔细“扒拉”自己手头那点可怜的家当。扬州，他的根本之地，仅有精兵三千余，新征募的士卒约八千人。
重镇寿州、楚州，面向中原，每州有三千老兵，其他都是新卒。
其余濠州、光州、和州、滁州四州之地，每州能拉出来的，主要就是四五千训练不足半年的新卒。
账面上看，总兵力还有四万五千人左右，散布在七个州的广袤地域。但其中八成都是刚放下锄头没多久的农夫，纪律涣散，操练生疏。要用这点兵力防守漫长的边界线，应对可能来自钱镠甚至中原方向的威胁，简直是捉襟见肘，左支右绌。
再看将领班子：有核心旧部刘威、柴再用、张灏、张训等人，还有分派在各州镇守的刘金、翟虔、贾公铎、崔太初、张崇、米志诚、李虔裕等人，或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或资历尚浅难以独当一面，对了还有一个从浙东逃来的陈璋。相比于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淮南，杨行密现在这个时候人才凋零，特别是能统领大军、独当一面的帅才，在田頵、刘存折损后，出现了巨大的空白。
“兵要练，将要磨，府库……更要填满啊！”杨行密叹息道。他深知，没有钱粮，一切都是空谈。
然而，当他下令清点府库时，得到的结果让他心凉了半截。
扬州府库，几乎可以跑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