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四月，日本九州的大宰府内，气氛肃杀。一纸加盖关白藤原基经朱印的《遣唐商禁绝令》，被快马送至。令文以严厉口吻，指斥浙西商人“实为海寇同谋，假贸易之名，行窥伺之实”，命令立即驱逐所有在日浙西商人，没收其财产货物，永久禁止浙西船只入境。
命令执行得雷厉风行。大宰府官员和兵士迅速行动，查封货栈，没收船舶货物。博多湾顿时陷入混乱，浙西商人们从惊愕到绝望，多年心血顷刻间被掠夺。少数机敏者见势不妙，舍弃大部财产，驾小船拼死逃出，怀着一腔悲愤亡命归国。
润州，钱镠正与文臣商议内政。亲卫统领急报：有从倭国博多湾逃回的商人抵达，称有塌天之祸。
偏厅内，几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商人代表，见到钱镠便泣不成声，讲述了禁令下达、财产被没收的经过。
钱镠初闻，面露震惊，随即一股怒意涌上，脸色沉了下来。但他很快控制住情绪，深吸一口气，示意商人详细说明损失。
“……钱公，估算下来，此次被没收的货物、船舶、货栈，折价约在三四十万贯上下。”一位较为镇定的老商人禀报道。
听到这个具体的数字，钱镠紧绷的神色略微一缓。三四十万贯，虽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肉痛，但以浙西如今之财力，尚不至伤筋动骨，远未到“塌天”的程度。他损失的，更是浙西在海外的颜面和十一年来建立的贸易秩序。
“藤原基经……”钱镠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中寒光闪烁。他从中感受到的，更多是对方公然的挑衅和对浙西权威的蔑视。此事，绝不能轻易罢休，但如何应对，需深思熟虑。
次日白虎堂召开会议，钱镠将此事告知众人。听闻贸易被断，损失数十万贯，殿内顿时议论纷纷。
周繇率先出列：“主上，倭国此举，背信弃义，确是可恶。然当前重中之重，乃是大唐内部局势。两浙未平，淮南虎视，我军主力宜用于此。跨海远征，风险莫测，补给艰难。臣以为，当先遣使严正交涉，据理力争，或可辅以暂停与新罗贸易等手段施压，迫其收回成命。若轻易兴兵，恐陷两线作战之困境。”
周隐补充：“即便要动武，也需待我彻底平定两浙，根基稳固之后。此时远征，若有不顺，则内外震动。”
武将们则意见不同。石麻慨然道：“交涉？藤原老贼既敢下此令，岂是遣使能吓退的？我水师雄视东海，倭人水军不堪一击！正应借此雷霆之势，扬我军威，一举夺回博多湾，重启商路！如此方能震慑四方，令宵小不敢再犯！”
另一将领附和：“不错！若一味隐忍，反被天下人小觑。当以迅雷之势，予其痛击，彰显我浙西不可轻侮！”
双方争论的焦点并非是否维护利益，而是策略选择：文官主张以外交和经济手段为主，优先稳固根本；武将则主张以果断的军事行动，立即挽回权威。殿内气氛热烈，但并无绝对的畏战或蛮干之意，核心皆是为浙西利益考量。
钱镠静听良久，待争论稍歇，才缓缓起身，走向海图。
“诸位之心，皆为我浙西，孤心甚慰。”他先定下基调，手指点向日本九州，“藤原氏之举，断我财路是其一，藐我威严是其二。若仅遣使交涉，纵能暂复贸易，其心未必真服，隐患犹在。”
他的手指越过已掌控十年的耽罗岛和清海镇，继而坚定地落在了日本北九州的海岸线上，重重划过筑前、筑后、丰前等令制国的范围：“然孤之意，亦非仅为报复或夺回旧利。此次危机，恰是我浙西海贸腾飞之契机！”
他目光扫过群臣，声音沉稳而极具穿透力：“吾意，要借此兵锋，跨海东征，在这倭国的北九州之地，夺下一块属于我浙西的永久基业——吾将其命名为‘东州’！”
“东州？”众臣被这大胆的构想所震撼，低声惊呼。
“正是！”钱镠斩钉截铁，“耽罗虽是要冲，终究是海岛悬地。唯有在这倭国本土之上，据有其膏腴之地、优良港口，方能真正扼其咽喉，永绝后患！以此‘东州’为根基，我浙西进可制衡倭国朝野，退可保障海路万年无忧。届时，东海之利，岂止百万贯？这方才是为我浙西子孙，开创一份面朝大海、雄踞东方的万世基业！”
战略既定，钱镠随即密召水师统帅、后勤重臣及熟悉海情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