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初次见面，气氛融洽，但言语间皆小心翼翼，暗藏机锋。钱镠仔细观察张承业，见其虽为宦官，却举止有度，目光清明，毫无谄媚之态，心中暗赞：“果然名不虚传。”
与张承业同来的李振，则是另一番气象。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祖父李擢曾官至国子祭酒，父亲李应也曾为州刺史。家道中落使他饱尝世态炎凉，也激发了他极强的功名之心。他自幼博览群书，尤喜兵家、纵横之术，自视甚高，常以王猛、诸葛亮自比，却屡试不中，常言千里马却无伯乐赏识。因缘际会投入神策军，混了个军官之职，却深感憋屈，认为这是明珠暗投。
此次南下传旨，对他而言是个观察天下英雄的机会。他冷眼旁观钱镠迎接张承业的场面，对钱镠表现出来的“恭顺”不置可否，甚至暗中嗤笑，认为这不过是枭雄的表演。
传旨仪式结束后，钱镠单独设宴，为李振接风。席间，钱镠屏退左右，只留几个心腹。
“李参军（李振在神策军的虚衔），一路辛苦。”钱镠亲自为李振斟酒，“观参军气度，非凡俗之辈，屈就于神策军中，岂非屈才？”
李振微微一惊，没想到钱镠如此直接。他略一沉吟，傲然道：“方今天下板荡，英雄四起。神策军早已非昔日禁锐，徒有虚名耳。李某确有不平之志，然则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未遇明主，宁可终老林泉。”
钱镠闻言，不怒反喜，哈哈大笑：“参军快人快语！钱某喜欢！不错，如今朝廷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然逐鹿者众，能得鹿者几何？非仅有武力便可，更需大智慧、大谋略！”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李振，“钱某不才，虽据东南一隅，却不敢妄自菲薄。愿内修政理，外御强敌，保境安民，以待天时。然独木难支，亟需如参军这般大才辅佐！”
他站起身，言辞恳切，甚至带上了几分洞察天下的激动：“参军通晓古今，胸怀韬略，岂不知东南之地，虽偏安却富庶，乃王霸之基业？岂不闻勾践卧薪尝胆，终成霸业？钱某所求，非仅一镇节度，乃愿与天下豪杰共谋大事，再造太平！参军可愿助我？”
这番话，既有雄心壮志，又有真诚邀请，更暗含了对李振才能的极高推崇。李振彻底动容了。他一路南来，见过不少藩镇节帅，多是骄横武夫或守成之辈，如钱镠这般既有实力、又有见识、更兼如此求贤若渴、直抒胸臆者，实属罕见。
他离席起身，整理衣冠，郑重一揖：“使君雄才大略，推心置腹，李某感佩！若蒙不弃，振愿效犬马之劳！”
成功初步笼络了李振，钱镠心中大定。但对于张承业和李振，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对于张承业，钱镠始终坚持“尊朝廷”的底线。他不仅给予张承业极高的礼遇和尊重，更在政务军务上，主动向张承业“请教”、“汇报”。比如地方官员的任免、赋税的征收、与周边势力的外交文书，甚至军队的调防，他都会象征性地请张承业过目，并认真听取其“建议”（当然，最终决定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他时常对部下说：“张监军代表朝廷，我等身为唐臣，自当遵奉制度。”
他甚至拨出专款，为张承业修缮了规格极高的监军使府，配备齐全的属官仆役，使其生活无忧，充分感受到地位与权威。但在核心权力和军权上，则滴水不漏。这种表面功夫做得十足，既满足了朝廷的体面，也让张承业难以找到切实的干预借口，反而觉得钱镠“识大体、顾大局”，是个可以“教化”和“合作”的对象。
而对于李振，钱镠则直接委以实权。他深知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也知其渴望施展抱负。他当即上表朝廷，以“军前需才”为由，请求留李振在浙西任职。同时，不等朝廷回复，直接任命李振为监军使府行军司马。
这个职位极其巧妙！它既是监军系统的属官（名义上归张承业节制，符合制度），又掌“行军”之事，涉及军机谋划、文书起草、传达号令，实权甚重。这既将李振纳入了自己的体系，给了其发挥才能的平台，又避免了直接授予本方重要军职可能引发的内部不满和张承业的警觉。
钱镠私底下对李振说：“委屈参军暂居此职。此位既可参赞军机，又可借监军之名，行我等之实。待时机成熟，必有重用！”李振是何等聪明人，立刻明白了钱镠的深意，对这个既能让他一展所长、又心思缜密的主公更加倾心。
于是，在浙西节度使府内，出现了一副奇特的景象：代表朝廷的监军张承业，兢兢业业地履行着沟通与监督的职责，虽感掣肘但总体上认为钱镠是“忠义可用”之臣；而另一位名义上属于监军系统的李振，却已成为钱镠核心智囊，开始为其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