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真正要决定将这四万大军投向何处时，刘汉宏内心深处那股被愤怒掩盖的恐惧和犹豫又冒了出来。钱镠西陵之战的犀利和狠辣，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害怕再次分兵被各个击破，但又没有勇气直接将全部大军压到最前线。
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折中且看似稳妥的方案。
“全军开拔！”刘汉宏下令，“不在越州城固守！进军龟山！”
龟山，位于越州城以北，钱塘江南岸，是一处地势略高的要地，比西陵更靠近越州大本营，又能与前线保持呼应。在此扎营，背靠越州，进可攻，退可守，似乎万无一失。
于是，刘汉宏尽起四万大军（号称十万），浩浩荡荡开出越州城，北进至龟山脚下。依山傍水，连营十数里，旌旗蔽空，声势极为浩大。他试图以此巍巍之势，震慑对岸的杭州，弥补西陵新败的士气低落，同时也为自己壮胆。
他站在龟山营地的了望台上，隔江远眺杭州方向。虽然看不清具体情形，但他知道，钱镠和董昌一定也在看着这边。
“钱镠……董昌……”他咬牙切齿地低语，“且让你们多活几日！待我大军休整完毕，粮草齐备，必渡江踏平杭州，将尔等碎尸万段！”
四万大军驻扎龟山，与杭州城、以及杭州外围的钱镠诸军形成了遥相对峙的局面。表面上看，刘汉宏依然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西陵惨败的阴影，以及主帅因愤怒和恐惧而导致的决策失衡，已经像病毒一样，在这支庞大的军队中悄然蔓延。
面对如此阵势，钱镠与董昌也不敢怠慢对前期的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
首先武勇右军五千与拱辰军五千进行合营，合计一万精锐，牢牢钉在杭州城东门外营寨，与对岸刘汉宏麾下黄圭部一万大军隔江对视，日夜警惕对方可能发起的渡江攻击。
昆山军（王荣部）与清平军（陈晟部）合营，合计一万人，据守富阳县城及周边险要，与刘汉宏派至诸暨以西的何肃部一万大军形成对峙，确保杭州侧翼安全，并监视浙西南方向。
最重要的部分：为加强杭州核心防御，董昌从盐官调来盐官军徐及五千守军，从睦州调来于潜军吴文举五千兵马。钱镠亦将原本部署在新城县作为机动力量的靖江军（刘孟安部）五千调回杭州周边，原驻守余杭的嘉禾军阮结部前进至新城县驻防。如此一来，加上董昌守城的罗平军五千，钱镠的三千铁卫，杭州城内外的守军总量达到了近三万人，虽然总数仍处劣势，但依托坚城和江防，已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杭州城驻有三万大军的情报如同一盆冷水，暂时浇熄了刘汉宏速胜的狂热，却也让他更加偏执地将庞大而混乱的军队囤积于龟山一线，试图以泰山压顶之势，拖垮对手。
时间从春末进入盛夏，又从盛夏转入金秋。钱塘江的潮水涨了又退，岸边的芦苇由绿转黄。中和二年（882年）的对峙持续了半年之久，让双方士兵的脸上都增添了疲惫和风霜春末至秋，钱塘江两岸，一场旷日持久的军事对峙取代了预想中的激烈决战。
在这漫长的六个月双方的巡逻快船不时发生小规模摩擦，箭矢互射，但大规模的水战并未发生。两岸的斥候则如同幽灵般在雨雾、芦苇荡和丘陵间穿梭，互相渗透，侦察敌情，偶尔爆发短暂的、血腥的遭遇战，互有伤亡。大部分时间，两岸的士兵们都在埋头加固自己的营垒、挖掘壕沟、练习操典，等待着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总攻命令。一种沉闷而紧张的气氛持续笼罩着战线。
后勤方面才是真正的考验。刘汉宏的四万大军人吃马嚼，每日消耗惊人。浙东产粮基本上只够自给自足，刘汉宏大军集结，使得消耗陡增，浙东百姓也是苦不堪言，怨声载道，输送过程也时常遭到小股游击队（有时是钱镠派出，有时甚至是当地自发反抗的百姓）的骚扰，补给线承受着巨大压力。军心士气在漫长的等待和物资可能短缺的忧虑中逐渐下滑。
钱镠-董昌方面压力同样巨大。三万军队以及杭州城内大量人口的消耗，几乎掏空了董昌的府库。关键时刻，钱镠强大的后勤能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湖地区上一年惊人的粮食储备成为了最坚实的后盾。通过靖湖军水师护卫的漕运船队，粮食、盐腌鱼肉、乃至打造箭簇的金属，被源源不断地从太湖经运河运抵杭州。钱镠甚至从翁山军工基地调拨了一批批箭矢和修补甲胄的材料。这种持续不断的输血，使得杭州防线虽然面临数倍之敌，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物资供应和较高的士气。钱镠的威望在杭州军中与日俱增。
期间，刘汉宏不是没有尝试过打破僵局。他曾数次派兵试图在夜间或雾天进行小规模的偷渡，但都被高度警惕的武勇右军和拱辰军击退，损失了一些兵力后便草草收场。他也曾想过再次分兵远袭，但西陵的教训太过深刻，加之钱镠在富阳、余杭等地的部署无懈可击，使他始终不敢妄动。
钱镠则更沉得住气。他深知己方优势在于防御和后勤，急于求战反而可能露出破绽。他一方面严令各部谨守营寨，不得擅自出战；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水军和小股精锐，骚扰对方的补给线，打击对方的士气，耐心等待对手露出疲态或犯错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