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淮河后，其兵力竟再次达到了惊人的六十万之众！虽然其中能战之兵比例下降，但声势浩大，足以吓阻绝大多数对手。
黄巢深知，面对盘根错节的藩镇势力，一味强攻并非上策。他的大军虽众，但若四处树敌，陷入与各镇节度使的消耗战，北取长安的战略将困难重重。他需要一种更精明的策略来分化瓦解潜在的抵抗力量。
于是，一篇精心炮制的檄文被迅速撰写出来，并由快马信使携抄本分送沿途各州郡及主要藩镇。这篇檄文绝非简单的战书，而是一份极富煽动性和策略性的政治宣言：
“咨尔各路节度、州郡刺史、并天下士民：
朕本良家子，贩盐为业，非好为乱。奈何当朝失德，宦竖盈朝，豺狼当道！自田令孜等阉宦窃柄以来，欺天罔地，残害忠良，盘剥百姓，致使寰海沸腾，生灵涂炭！天子蒙尘，政令不出宫闱，此皆奸佞之罪也！
我等兴义兵，举义旗，非为私利，实乃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欲清除君侧之恶，荡涤朝廷之奸，使日月重光，山河再肃！此心此志，天地可鉴！
今我大军北指，唯诛元凶田令孜及其党羽，以谢天下！与诸道文武，本无仇隙。尔等皆大唐臣子，或镇守一方，或牧民之地，若能识天命，察时变，保境安民，勿相抗拒，则我大军过境，必秋毫无犯，待功成之日，不失富贵之位，同享太平之福！
若有助纣为虐，执迷不悟，胆敢阻挠天兵者，则雷霆之下，皆为齑粉！勿谓言之不预也！
檄文到日，宜速抉择！是取富贵于将来，还是招覆灭于顷刻，皆在尔等一念之间！”
中原大地，为之震动。
消息传至周边各镇，反应却是令人心寒的迟缓与各怀鬼胎。
忠武军周岌、感化军支详等节度使，虽接到了朝廷严令阻截的诏书，却大多拥兵自重，观望不前。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现实：黄巢势大，六十万大军，谁先迎上去，谁必然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不如放其过去，让其他人去消耗贼军实力，比如新上任的东都留守刘允章（之前提过，上一个职位是鄂岳观察使），自己保全实力方为上策。
甚至有人暗中存了“养寇自重”的心思，盼着朝廷进一步权威扫地，好从中牟利。
至于“剿匪”？那是在不损害自身实力前提下的事情。真正的“勤王”，只存在于发给朝廷的奏章和冠冕堂皇的檄文里。
于是，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一幕：黄巢六十万大军，如同一把烧红的利刃切入冷却的油脂，几乎未遇像样的抵抗，便一路“势如破竹”，连下申州、颍州、宋州、汴州等地，兵锋直指唐朝的东都——洛阳。
此时的洛阳，早已风声鹤唳，乱作一团。富户巨贾、官僚家眷纷纷出逃，城内守军人心惶惶。东都留守刘允章，一个文官，面对城下无边无际、如同蝗虫般的贼军，早已吓破了胆。
是战？是降？
还没等刘允章做出决定，更没等黄巢认真攻城，洛阳城中一些失意的低级官吏和军将，竟已暗中串联，主动打开了城门！他们或许是为了身家性命，或许是为了投机，幻想能在新朝中谋得一官半职。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六月二十日，黄巢大军兵不血刃，进入了这座仅次于长安的帝国东都。
洛阳，沦陷。
入城式的场面盛大而诡异。黄巢乘坐金装肩舆，在精锐老营的护卫下，缓缓驶入洛阳街道。他的军队——那些衣衫混杂、兵器各异却数量庞大的士兵——涌入这座繁华的都市，好奇而又贪婪地注视着街道两旁紧闭的门窗和那些从缝隙中透出的恐惧目光。
黄巢下令：“约众毋寇掠。”试图约束军纪，展现新主的“仁义”。
但命令效果寥寥。很快，零星的抢劫和破坏就开始发生。毕竟，六十万人的庞大队伍，良莠不齐，饥饿和贪婪驱使着许多人将所谓的军令抛诸脑后。洛阳的府库被打开，一些富户被抄家，市面上充斥着混乱和恐惧。
然而，相较于后来的长安，此时的洛阳所遭受的破坏似乎还算“有限”。黄巢的目光，已经投向了西边不远处的潼关，投向了那座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京师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