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镇大捷的消息，如同一声春雷，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震撼了整个大明帝国的北方。先是项城破罗汝才，再是朱仙镇败张献忠，阵前收降其麾下两员核心大将李定国、刘文秀！这一连串的胜利，对于久经败绩、被流寇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原乃至京畿之地而言，无异于久旱逢甘霖。
捷报传至北京，紫禁城内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多日阴沉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难得的、几乎可以说是狂喜的笑容。他拿着那份言辞恳切、详述战果的报捷文书，在乾清宫内来回踱步，连说了三个“好”字！
“张世杰！真乃朕之霍去病也！英国公一门忠烈，果不其然！”崇祯兴奋地对侍立在旁的王承恩说道，“快！拟旨！重赏振武营将士！擢升张世杰为都督同知，挂印将军，总制河南剿寇事宜！其麾下有功将士，兵部速议叙功封赏！”
一时间，京城内外，与勋贵集团交好的官员、将门，无不弹冠相庆，英国公府门前车水马龙，张维贤虽然依旧沉稳，但眉宇间的欣慰与自豪却难以掩饰。张世杰的名字，以前所未有的热度，传遍了京师的街头巷尾，成为了百姓口中力挽狂澜的少年英雄。
然而，在这看似一片欢腾的盛世凯歌之下，一股冰冷刺骨的暗流，正在某些深宅大院和庄严的衙署内悄然涌动、迅速汇聚。
文华殿侧殿，内阁值房。
空气中弥漫着墨香和陈旧纸张的气息，但更浓的，是一种压抑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兵部尚书杨嗣昌面色阴沉地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紫檀木桌面，发出笃笃的轻响，这声音在寂静的值房内显得格外刺耳。
下首坐着几位身着绯袍、气息凝重的官员，皆是东林一脉或在朝中与杨嗣昌走得近的言官、御史。其中一人，面色白皙，三缕长须，眼神锐利，正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东林干将李邦华。
“杨阁老，”李邦华率先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带着锋芒，“张世杰此子，虽有小胜，然其行事，僭越狂悖，已露跋扈之相！朱仙镇一役，阵前招降李定国、刘文秀二巨寇，此举……后患无穷啊！”
另一名御史立刻接口，语气激动：“李公所言极是！李定国、刘文秀何许人也？乃张献忠麾下头号悍匪，杀人如麻，恶贯满盈！此等凶顽之徒，不思尽数剿灭以儆效尤，反而招致麾下，待若上宾？张世杰意欲何为？莫非欲效安禄山故事，蓄养私兵，以为己用乎？”
“更可虑者，”又一人补充道，声音阴冷，“张世杰以勋贵之后，手握重兵，屡抗兵部明令（指之前催促进兵之事），自行其是。如今又招降纳叛，其势愈大。观其在河南，开仓放粮，笼络流民，俨然以‘张青天’自居，视朝廷法度于何地？视陛下天威于何地？长此以往，恐成尾大不掉之势！”
你一言我一语，值房内的气氛愈发凝重。所有的矛头，都直指远在河南的张世杰，核心罪名便是“招降纳叛，养虎为患”、“拥兵自重，目无朝廷”。
杨嗣昌始终沉默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作为朝堂博弈的老手，他何尝不知这些东林党人如此积极，除了确实担忧武将坐大、威胁文官集团地位之外，更夹杂着对勋贵势力抬头的警惕，以及……或许还有对他杨嗣昌本人“攘外必先安内”方略受挫的不满（张世杰的胜利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的保守）。
但无论如何，张世杰的迅速崛起和不受控制，确实触碰了他的底线，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此风绝不可长！
良久，杨嗣昌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种惯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诸公之忧，亦为本阁之忧。张世杰年少气盛，虽有小功，然不识大体，不遵号令，确需敲打。然则，陛下如今正在兴头之上，贸然严参，恐适得其反。”
李邦华眼中精光一闪，躬身道：“阁老明鉴。正因陛下圣心喜悦，才更需防微杜渐！吾等身为言官，拾遗补阙，规劝君上，乃分内之责。岂能因圣心一时之喜，而坐视潜在之危殆？当联名上奏，陈明利害，请陛下明察！要求张世杰即刻将李定国、刘文秀及其部众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会审明正典刑！同时，收回其‘总制’之权，仍归兵部统一调度！如此，方可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