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秀才愣住了，随即老泪纵横，对着吕毅深深一揖：“大人……大人真是体恤我等！”
方孝孺虽有些不悦，却也知道吕毅的做法更稳妥，便不再坚持，只是加重了语气：“译书可以，但经书必须用汉文讲授，这是底线。”
水利的兴修则顺利得多。沐晟请来了云南的傣族工匠，他们擅长在山地间开凿沟渠，对红河的水文也颇有研究。工匠头领岩勐带着人沿着红河勘察了三日，画出的水渠图让越南百姓啧啧称奇——那些蜿蜒的线条避开了所有低洼地带，还在关键处设了水闸，既能防洪，又能灌溉。
“将军你看，”岩勐指着图上的一处弯道，“这里的河床每年都要抬高半尺，我等在此修个滚水坝，让泥沙沉积在坝前，既能清淤，又能蓄水，一举两得。”他手里的竹笔在图上点了点，“只是需征调民夫三千，耗时三个月，得请大人出告示，让百姓们自愿来。”
沐晟看着图上密密麻麻的水利设施，忽然想起朱元璋曾说“水利是农之本”，便点头道：“告示我来写，你只管带人干。凡来修渠的民夫，每日发两斤米，半斤肉，绝不亏待。”
告示贴出的第二天，竟来了五千多民夫，有越南人，也有留在当地的明军老兵。他们扛着锄头、推着独轮车，在红河岸边搭起了临时工棚，炊烟袅袅，与远处稻田里的插秧人相映成趣。岩勐光着脚在泥地里指挥，裤脚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浆，却笑得一脸灿烂：“将军你看，百姓们心里亮堂着呢，谁真心为他们好，他们就跟谁干。”
府学开课那天，沐晟特意去了一趟。方孝孺正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声音稚嫩却响亮，混着窗外越南孩童唱的歌谣，竟有种奇异的和谐。一个穿粗布短褂的越南妇人趴在窗台上，看着里面念书的儿子，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脸上带着既骄傲又不安的神情。
“夫人，”沐晟走过去，声音放轻，“令郎很聪慧。”
妇人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嘴里说着刚学会的汉话：“谢……谢将军。他爹……他爹去年死在战场上，我送他来念书，是想让他以后做个识文断字的人，不打仗。”
沐晟的心轻轻一颤，他想起那些在都城之战中死去的士兵，想起黎季犁自焚的皇宫，忽然明白，治理的真谛从来不是征服，而是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能安心念书，让失去丈夫的妇人能看到希望。
三个月后，南京的第二批官员抵达升龙城。他们带来了朱元璋亲自批注的《大明律》译本，用喃字和汉文对照着刻印，分发给各州县；带来了新的稻种，据说是福建的高产稻，能比越南本地稻增产三成；还带来了一批工匠，要在升龙城修建文庙，供奉孔子，也供奉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亡魂——不管是明军还是越南士兵。
文庙奠基那天，吕毅和方孝孺一起铲下第一锹土。吕毅的官袍沾了泥，方孝孺的袖口被风掀起，露出里面磨破的衬里，两人相视一笑，之前的芥蒂早已烟消云散。越南的老秀才带着学子们送来亲手书写的“仁义礼智信”木牌，要挂在文庙的梁柱上；岩勐带着修渠的民夫，送来一块巨大的青石，说要刻上“红河安澜”四个大字，立在文庙前的广场上。
沐晟站在红河岸边，看着夕阳给升龙城镀上一层金红色。城墙的缺口已经补好，新砌的石料在阳光下泛着浅淡的光泽，与旧墙的青黑形成鲜明的对比，却并不突兀，像是岁月自然生长出的新肌理。远处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明军士兵和越南百姓一起收割，笑声顺着风飘过来，清晰而真切。
“将军，”吕毅走过来，手里拿着刚统计好的户籍册，“升龙、清化、义安三府，共登记百姓十二万七千户，开垦荒地三万余亩，府学入学的孩童已有两千余人。”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欣慰，“昨日有个越南土司，主动送来三箱象牙，说要献给陛下，还说愿意送儿子去南京求学。”
沐晟接过户籍册，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忽然觉得，这些名字比任何战功都更有分量。他望向北方，南京的方向被红河的水汽笼罩，看不真切，却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来自故土的力量——不是刀枪的锋利，而是文化的温润，是让不同土地上的人，都能安稳生活的智慧。
夜幕降临时，升龙城的街道上亮起了灯笼。明军的营房里，士兵们在教越南孩童写汉字；越南的酒肆里，方孝孺正和老秀才对饮，争论着“仁”字在喃语里该如何翻译；吕毅则在布政使司的灯下，批阅着各地送来的公文，案上的砚台里，磨的是越南产的墨，写的是大明的政令。
红河的水静静流淌，映着岸边的灯火，像一条缀满星辰的绸带。沐晟知道，治理之路还很长，或许会有摩擦，或许会有反复，但只要这红河的水继续流淌，只要这升龙城的灯火继续亮起，那些曾经的硝烟与仇恨，终会被岁月酿成新的故事——一个关于融合，关于共生，关于这片土地上所有人，都能共享太平的故事。
他转身走向营房，靴底踩过青石板，发出沉稳的声响。明天，他要去清化府看看新修的水渠，要去义安府的府学听听孩子们念书，还要和那里的越南长老聊聊，明年该种些什么新作物。这些事，比打仗琐碎，却比任何胜利都更让人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