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突发状况打乱了审讯节奏。周启明狐疑地盯着他，但郑耀先的表演无懈可击——他确实有哮喘病史，这是档案里明确记载的。趁着混乱，他悄悄调整了呼吸节奏，让心跳逐渐平稳下来。
审讯不得不暂时中止。在医务室休息时，郑耀先注意到周启明正在外面与美国人激烈地讨论着什么。他趁机对值班医生说：能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吗？我太太知道我的药放在哪里。
这是一个经过伪装的暗号。如果他半小时内没有再次联系，就说明情况危急。医生不疑有他，帮他拨通了电话。郑耀先用暗语向林淑仪传递了危险信号，同时确认了家人的安全。
回到审讯室时，郑耀先已经恢复了镇定。他注意到测谎仪被重新校准过，美国专家的眼神也更加锐利。郑先生，我们继续。周启明冷冷地说。
这一次，郑耀先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回答关键问题时，他故意回想一些令人愤怒的往事——比如周启明曾经如何陷害同僚。测谎仪记录下的情绪波动，都被合理地解释为对某些问题的不满。美国专家不时点头，似乎接受了他的解释。
审讯持续到晚上八点。当郑耀先终于走出审讯室时，他发现自己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周启明跟在他身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郑副主任，希望你能理解，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当然理解。郑耀先平静地回答，如果需要，我随时配合调查。
在走廊的拐角处，他与一个清洁工擦肩而过。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微小的纸团被塞进了他的手中。这是组织在告诉他：坚持住，我们在行动。
接下来的三天，审查越来越严格。郑耀先的办公室被彻底搜查，连墙壁都被敲击检查是否空心。他的所有往来信件都被拆阅，电话被监听，甚至连上下班路线都有人跟踪。
更可怕的是，周启明开始调查他的过去。一天下午，两个特工找到他，询问他十年前在南京的一些经历。这些问题看似随意，实则都在试探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过接触。郑耀先凭借事先准备好的说辞，一一化解了这些危机。
第四天晚上，郑耀先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老杨用暗语告诉他：有一个联络员被捕了，虽然对方不知道郑耀先的真实身份，但可能会间接暴露一些信息。
郑耀先立即开始清理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物品。就在他烧毁最后一份密写文件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周启明带着两个特工站在外面，脸色阴沉：郑副主任，请跟我们走一趟。有个嫌疑人指名要见你。
审讯室里，一个满脸是血的男人被铐在椅子上。郑耀先从未见过这个人，但对方一见到他就大喊：就是他！就是他给我的情报！
郑耀先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但他很快发现这是个圈套——如果这个人真的认识他，就不会用这么拙劣的指控方式。他冷静地反驳：周处长，这是诬陷。我建议立即对此人进行测谎。
果然，在测谎仪面前，那个人的谎言很快被揭穿。周启明虽然失望，但对郑耀先的怀疑却更深了。
从审讯室出来时，已经是深夜。暴雨还在下着，仿佛要将整个台北淹没。郑耀先知道，这场暴风雨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