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利益诱惑，以及在国内失去土地暴利后寻求新出路的迫切需求，最终压过了疑虑。一场由朝廷政策引导、世家豪族资本驱动的“下海”热潮，开始在关内、河东乃至更广阔的地区悄然兴起。
卢承宗虽然人在长安，心灰意冷，但家族的生存本能驱使着他必须做出决断。在反复权衡，并派出心腹子弟实地考察了登州港后，他最终拍板：“抽调三成家族能动用的流动资金，再变卖部分关内非核心田产，组建‘卢氏海贸商行’！先从熟悉的丝绸、瓷器入手，租用可靠海船，派得力旁支子弟带领，走倭国、南洋航线！”
卢氏数百年来积累的人脉和商业经验此刻发挥了作用。他们很快与江南的丝商、越窑的窑口搭上了线，利用以往的内陆销售网络反向采购优质货源。第一批满载丝绸和精美瓷器的卢家商船，在贞观十二年秋，于登州官办码头接受了市舶司的检查，缴纳了关税后，缓缓驶向大海。尽管前途未卜，风险巨大，但这标志着这个古老的门阀，开始艰难地转身，试图在蓝色的海洋上寻找家族延续的新希望。
崔琰的家族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并未急于自己造船，而是利用其在山东、河北一带的影响力，联合了几个关系密切的地方豪族，共同出资，组建了一个“联合船运社”。他们集中资金，委托登州、莱州的造船作坊建造两艘大型海船，同时利用各家在不同地域的产业，收购北方的皮毛、药材，南方的茶叶、漆器，目标直指利润极高的南海香料贸易。他们深知自家缺乏远洋航行经验，还特意重金招募了几位有经验的岭南籍水手和通译。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降低了单个家族的风险，也展现了他们在新形势下的适应能力。
河东道的柳氏，原本主要依靠汾河谷地的肥沃土地和盐池获利。新政推行后，其利益受损严重。但他们很快发现了新的机会——河东地区盛产优质的枣、杏干、核桃等干果，以及品质上乘的铁矿，柳氏当机立断，利用以往积累的财富，在汾河沿岸建立干果加工工坊，同时投资了一个小型铁器作坊，生产农具、铁锅等民用铁器。他们的船队（或合作的船队）计划将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沿着黄河东下，转运至沿海港口，再销往海外。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倭国和南洋，认为这些地方对这些商品会有需求。
一些原本就地处沿海，或与沿海地区联系紧密的地方豪强，行动更为迅速。例如江南的顾氏，本就与海商有往来，新政之前就小规模涉足海外贸易。如今朝廷政策明朗，他们立刻扩大规模，增造船只，不仅继续经营对倭国、琉球的贸易，更开始尝试沿着海岸线，将南方的香料、珍珠、珊瑚运往北方，再将北方的特产运回南方销售，做起了大规模的海上“转口贸易”。他们对于官办码头和市舶司的检查制度适应得最快，甚至开始研究如何合理归类货物，以便缴纳更少的税款，体现了商人的精明。
面对这股兴起的民间下海热潮，朝廷设立的市舶司忙碌异常。官员们严格按照章程，对每一艘出港船只进行登记，对货物进行仔细检查，严防违禁品流出，同时按照价值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不等的“抽解”（实物税）或“博买”（官府收购部分货物），为国库带来了新的、可观的收入。
官办码头也因此繁荣起来，泊位费、仓库租赁费、搬运费等等，都成了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的进项。朝廷的官方船队有时也会与这些民间船队交流信息，甚至在遭遇海盗威胁时提供有偿庇护，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尽管失去了土地上的免税特权，让这些世家豪族感到切肤之痛，但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可能更加巨大的利润前景，像一剂强效的镇痛药和兴奋剂，开始抚平他们的怨怼，并激发起新的野心。他们逐渐意识到，顺从新的游戏规则，或许真的能在另一片天地里，重现甚至超越往日的辉煌。
李世民站在长安城头，听着户部关于市舶司税收日益增长的汇报，嘴角露出了深沉的微笑。他知道，自己不仅用武力扫清了改革的障碍，更用利益这根缰绳，成功地套住了这些曾经桀骜不驯的巨兽，并将他们的力量，引导向了为大唐开拓蓝色疆土、积累财富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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