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门外，那人靠墙站着，手指抠着墙。
他今早已经经历过一轮正式谈话，现在又要面对这一屋子的人，他的喉咙发紧，早上谈话时那种窒息感似乎又回来了。
想到早上的谈话，他的指甲不自觉用力，脆弱的墙皮立马掉下来一块。
那支偷偷带进去的录音笔里面录下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心。
他戴着耳机反复听了好几遍，却找不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内容，老师列举的全是他的问题：实验消极、缺席组会、在同学间散布不实言论......
每一条都证据确凿。
“我那是...那是抑郁和焦虑影响...”他当时苍白地辩解着，甚至掏出了心理诊所的诊断书。
但老师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我们咨询过专业医生，你的情况确实需要重视。”
那份病历在桌上显得那么无力。
两位谈话老师坐在摄像机后面，语气平和却不留余地：“学院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如果你确实无法继续学业，我们建议办理休学手续。”
他们甚至贴心地补充，“医学院的心理咨询中心可以为你提供专业帮助。”
那一刻，他感觉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就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除了接受处分和安排，别无选择，他的嘴唇颤抖着，却发不出声音。
最后一次回放，听到这时，他狠狠地把录音笔摔在地上，外壳四分五裂，惊醒了午睡的室友。
“有病啊！”室友不满地嘟囔着翻了个身。他盯着地上碎裂的零件，突然觉得可笑——自己精心准备的“武器”，到头来毫无用处。
靠在会议室外冰冷的墙上，他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这次彻底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