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处，您在省里待过，肯定知道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张科长泡了杯茶，语气客气却带着疏离，“但市里情况特殊啊——我们中心目前就五个人，既要维护现有数据系统，又要应对各部门的数据需求，哪有精力建新平台？再说了，数据开放涉及隐私保护，万一出了问题，谁来担责？”
林晓拿出准备好的方案，指着“分阶段推进”那部分解释：“我们可以先从非敏感数据入手，比如交通路况、公共服务网点这些，既能满足企业和市民需求，也能降低风险。省里那边也说了，会给试点城市提供技术支持……”
“省里的要求是原则性的，具体落地还得看市里的实际情况。”张科长打断她，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这样，林处，您把方案留下，我们开会研究研究，有结果了再给您回复？”
走出大数据中心的办公楼，林晓心里堵得慌。她想起在省里协调工作时，哪怕是和省科技厅、财政厅的人博弈，对方至少会认真讨论方案细节，而不是用“研究研究”来敷衍。
她低头看着手机里省发改委同事的群聊，里面还在讨论“如何优化全省数据共享机制”，再想想刚才张科长的态度，一种强烈的落差感涌上心头——她像个带着“先进武器”回来的战士，却发现战场还是老样子，连武器的适配性都成了问题。
那晚她没加班，找老谭在单位楼下的小饭馆吃饭。几杯啤酒下肚，她把心里的迷茫一股脑倒了出来：“谭哥，我现在觉得特别无力——在省里学的那些方法、理念，回来好像用不上。要么是太琐碎，要么是协调不动，我是不是白去省里一趟？”
老谭夹了一筷子花生米，慢慢嚼着，等她说完才开口：“小林，我年轻时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二十年前我去省里培训，回来后满脑子‘创新思路’，结果推动第一个项目就碰了壁——那时我也抱怨‘环境不行’‘没人理解’，后来老主任跟我说了句话，我记到现在。”他顿了顿，看着林晓的眼睛，“他说，‘从省里学的不是让你觉得自己高明，而是让你知道该往哪走，该怎么带着大家走’。”
林晓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
“你在省里见了大海，回来觉得内河狭窄，这很正常。”老谭继续说，“但你忘了，大海也是由一条条内河汇聚成的。省里的规划再宏大，最终还得靠咱们市里、县里、乡镇一级级落实。你觉得核对补贴数据琐碎，可这正是确保政策不跑偏的关键；你觉得协调难，可这正是省里规划里说的‘破除协同壁垒’的具体战场——这些问题，不正是需要你用在省里学到的本事去解决的吗？”
老谭的话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林晓心里的锁。她想起在省里起草规划时，曾特意加入“鼓励市级探索数据开放试点”的条款，当时她还和同事们讨论“市级落实时可能遇到的阻力”，没料到自己现在就成了破解阻力的人。她一直纠结于“环境不适应”，却忘了自己正是那个“改变环境”的突破口。
从那天起，林晓开始调整心态。面对企业补贴审核，她不再觉得琐碎，而是把每一次核对都当成“政策落地效果的检验”——她梳理出“数字化改造投入核算标准”，用表格清晰列出“可补贴项目”“佐证材料要求”，不仅提高了审核效率，还避免了企业反复跑腿；为了拓宽信息视野，她主动和省发改委的同事建立“每周信息共享”机制，把省里的政策解读、前沿案例整理成“工作简报”，分享给处里同事，甚至邀请小陈来市里做了一场“数字经济政策落地”的讲座；面对跨部门协调难题，她不再只拿着“省里要求”去施压，而是学会了找“利益共同点”——比如对接大数据中心时，她提出“先以‘公共交通数据开放’为试点，既能完成省里考核指标，也能帮大数据中心争取到专项经费”，张科长果然松了口，主动牵头成立了工作小组，还把自己熟悉的孙浩、程力都调来了工作小组与林晓对接工作。
渐渐地，林晓不再纠结于“落差”，反而觉得市里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里没有省里的“高平台加持”，每一点进展都要靠自己一点点争取；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突破都更有成就感。有天她看着小李用自己整理的“数据采集指南”，顺利完成了数字经济指数的校准，又接到张科长的电话，说“交通数据开放试点方案已经报给市政府了”，突然明白老谭的话——她从省里带回的不是“优越感”，而是“解决问题的底气”。
夕阳透过办公室的窗户，落在林晓案头的《全省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上，她在“市级落实要求”那栏画了个圈，旁边写着“本周推进：与市财政局对接专项经费”。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办公楼里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林晓拿起笔，开始写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她知道，回归后的迷茫已经过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但这一次，她不再焦虑，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该怎么带着大家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