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民开始用铜钱或盐巴与汉商交易，购买铁器、农具、陶器等，刺激了边境贸易。汉地工坊因需求增加而扩大生产。
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边境部落袭扰汉地、互相劫掠的现象明显减少。
羌人、西南夷的头人们发现，组织青壮去汉地“打工”，比冒险抢劫收益更稳定、风险更低。部落间因争夺生存资源而发生的冲突也有所缓和。
共同劳作中，简单的汉语词汇开始在异族工役中传播。汉人工匠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部族语言。
双方对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有了初步了解，隔阂在汗水的交融中悄然松动。
汉朝官府“言而有信”、“按劳付酬”的形象深入人心。相比以往单纯的军事威慑或怀柔赏赐，这种基于平等交易的互动，更能赢得部落民的信任和好感。
然而，轰轰烈烈的实践并非一帆风顺，困难与挑战如影随形：
语言与文化隔阂 这是最大的障碍。沟通不畅导致误解频发。监工指令不清，工役不明要求，容易引发冲突。例如，西南夷工人因不理解“轮班休息”制度，误以为监工不让他们休息，一度引发对峙。不同部族的生活习惯差异，也造成了一些小摩擦。
管理难度也太大， 工役来自不同部落，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管理难度远超纯汉人队伍。
监工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仍有“蛮夷低贱”的旧观念，态度粗暴，引发工役不满。工役司吏员数量不足，经验缺乏，面对突发状况常手忙脚乱。
对工量计算标准、工酬发放及时性、实物质量——如粮食是否霉变、盐是否掺假的争议时有发生。曾有羌人因认为工量计算不公，拒绝继续劳作，要求重新丈量。
一些保守的头人或巫师，担心青壮外出会削弱部落力量，影响传统生活方式，暗中阻挠招募，甚至散布谣言恐吓应募者。
工程本身带有风险，尤其在艰苦的边疆环境。工伤事故时有发生。
对工役的医疗保障相对简陋，一旦发生严重伤病或死亡，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容易引发纠纷和不满。
虽然朝廷严禁盘剥异族劳工，但部分负责招募的部落头人或中间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工酬发放环节暗中克扣，中饱私囊，损害了工役利益和朝廷信誉。
面对困难，杜延年及其领导的工役司并未退缩，而是积极应对，不断完善：
他们
高薪招募、培养精通各部族语言的通译，分配到各主要工地，确保沟通顺畅。
根据实践反馈，不断修订《章程》，细化工量计算标准、工酬支付流程、纠纷处理办法。加强对监工和吏员的培训，强调“公平、尊重、耐心”，严禁歧视和虐待。
在大型工地，尝试由工役自行推举几名有威望、懂点汉语的代表，负责与监工、吏员沟通，反映诉求，协助调解纠纷。
绣衣使者、工役司巡查组频繁深入工地，明察暗访，严查克扣工酬、虐待工役、贪污腐败等行为，一经查实，严惩不贷！同时设立举报箱，鼓励工役举报不法。
增加简易医疗点，储备常用药物。对工伤工役给予基本治疗和抚恤。改善工棚条件，增加防暑、防寒、防蚊虫措施。确保食物干净、足量。
对配合招募、管理有方的部落头人，给予额外赏赐，授予“归义头领”等荣誉虚衔，使其成为朝廷在部落中的代言人。
尽管困难重重，但“雇佣制”带来的积极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在河西，羌人阿木扎用挣来的粮食和盐巴，不仅让家人度过了寒冬，还换来了几只羊羔。他写信给家乡的伙伴，讲述汉地的“规矩”和“好处”，鼓励他们也来试试。
在益州，岩坎用铜钱给心爱的姑娘买了银簪，姑娘的笑容让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他甚至还学会了一些汉话，梦想着攒够钱，带姑娘去成都看看。
在交趾，阿水家的茅屋换上了新麻布做的门帘，妻子穿着新衣，脸上洋溢着幸福。
杜延年站在敦煌城外新铺就的、笔直宽阔的驰道上，看着远处戈壁滩上，汉羌工役并肩劳作、号子声此起彼伏的场景，心中感慨万千。
汗水浸透了土地，铜钱改变了生活。这不仅仅是一场解决人力短缺的权宜之计，更是在帝国边疆播撒下了一颗名为“互利共生”的种子。
它或许还很脆弱，需要精心呵护，但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可能——一种超越征服与奴役，以劳动和交易为纽带，连接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繁荣与和平的可能。
消息传回长安，刘据看着杜延年呈上的详细奏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条路走对了。
困难是暂时的，希望是长远的。汗水与铜钱交织的画卷，正在帝国的边疆徐徐展开，为靖难之治的宏图，增添了一抹充满生机的亮色。帝国的根基，在包容与务实的道路上，正变得更加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