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我爹当初定下的商税制度，说是 “轻税”，实则藏着不少苛责。明初商税分 “过税” 和 “住税”—— 过税是商队、商船过税关时缴的，按货物价值 “三十分取一”，看着不多，可每过一个税关就得缴一次，一趟下来光过税就掏去不少；要是敢偷税漏税，不仅货物全被没收，人还得挨顿杖责，轻的皮开肉绽，重的半个月下不了床。
住税更不用说，不管是京城卖绸缎的大商铺，还是乡下卖针头线脑的小摊子，就连走街串巷挑着担子的货郎，只要卖东西就得缴税，也是 “三十分取一”，一分都不能少。更要命的是 “无商引不许经商” 的规矩，商人得先跑官府申请商引，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卖什么货、去哪个地方、走哪条路，错一个字都不行。
要是没商引就敢做生意，轻则罚光本钱，重则直接充军发配，多少小商贩就因为没办商引，一辈子的心血全打了水漂。
最荒唐的是，收上来的商税大多归了地方官府，只有少得可怜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还私下加征各种杂费：商船过闸要收 “闸费”，商队住店要收 “留宿税”，甚至连商队歇脚时喂马的草料都要抽分，正经商人的负担反倒比偷税漏税的还重，这哪是 “管商”，分明是 “害商”。
想到这儿，朱槿的眉头轻轻皱起，心里的盘算却愈发清晰：自己想提高商税，根本不是为了多刮一层油水，而是要给这混乱的商税制度 “治病”。
一来，如今朝廷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北伐的军饷得发，几十万将士在前线打仗，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山东、河南刚遭了水患，赈灾的粮草、重建的房屋都得花钱；各地的水利要修，驿站要补，就连京城的城墙都得定期维护，光靠田税根本不够。要是能合理提高商税，把这笔钱收归国库，朝廷手里有了余钱，才能从容应对这些急事，不用再为了 “钱袋子” 发愁。
二来，现在的商税制度太乱了。地方官私加的杂费比正税还多，商人苦不堪言，却不敢声张；朝廷明明该得的税，却被地方官层层克扣，落不到实处。我想做的，是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杂费全取消，明明白白提高正税比例 —— 比如把过税、住税从 “三十分取一” 提到 “二十分取一”，看着是涨了，可没了杂费盘剥，商人实际缴的钱反而少了。这样一来，商人缴税缴得明白，朝廷也能实实在在收到钱，既理顺了制度，又安抚了商人，岂不是两全其美？
三来，商业发展得这么快，也该为国家出份力。以前商人赚了钱，大多用来买田置地，要么藏在家里，对国家没什么益处。现在不一样了，商人靠朝廷修的路、靠稳定的时局赚了大钱，适当多缴些税，把这些钱用在修路、治水、办学堂、赈灾民上，最终受益的还是天下百姓。
等百姓日子过好了，买东西的人多了，商人的生意只会更红火，这不就是 “以商养政、以政促商” 的良性循环吗？
朱槿越想越觉得这事儿可行，心里暗暗笃定：得等，等我爹看到商业的好处，看到水泥路修通后商路繁荣的景象，看到合理调整商税后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的模样，他才会明白，商税不是苛政，而是让大明越来越强的 “助推器”。到那时，不用我多说，他自己说不定就会提 “商税该调一调了”。
想到这里，朱槿话锋一转，继续说道：“再说了，修路本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急不得。咱们先把这几条关键道路的规划做细，一年修个几百里，积少成多，三五年下来也能连成网。而且等水泥路修好后，咱们还有一层好处 —— 可以适当提高商人过税关的税费。毕竟咱们出钱出力修路，不是白修的，商人走在平整的水泥路上，运输速度比以前快了一倍不止，货物损耗少了，生意能做得更大，赚的银子也更多，他们自然会心甘情愿多缴些税费，这既是对修路成本的补充，也能让后续的路修得更顺利。更何况，水泥路修好后，后期养护也需要大量银子，比如雨天冲坏了路面要修补，冬天结冰要撒盐防滑，这些都得花钱，提高的税费正好能填补养护的缺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三人，眼中闪过对未来的筹谋，语气也多了几分沉稳：“等到后期，土豆、杂交水稻在各地推广开，亩产翻个倍，百姓手里的余粮多了，朝廷的田税、粮食专卖收入自然会跟着增长，到时候再扩大修路范围，也就有了底气。咱们一步一步来，先把眼下的路修起来，等看到好处了，后续的资金自然好解决。”
说到这里，朱槿起身对着三人微微拱手，态度诚恳：“这具体的修路章程，比如每条路分几期修、每期用多少水泥、征调民夫该给多少工钱、税关如何配合调整税费，就劳烦各位大人回去后召集属官慢慢研究，制定出周全的方案来。至于银钱，我能向各位保证，只要勋泽庄的产业能稳步推进，后续的利润只会越来越丰厚，绝不会让修路的事卡在钱上。”
李善长闻言，捋着胡须点头笑道：“二公子考虑得如此周全，连后期养护和税费补充都想到了，老臣回去后便让工部与户部、税关一同商议章程，定不耽误事！”
杨思义也松了口气，脸上的愁云散去不少，拱手应道：“有二公子这话，户部定当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