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红包”、“虚拟礼品”的兴起：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社交软件等，赠送电子购物卡、虚拟货币、在线课程会员、高端网络游戏装备等数字化“礼品”。这些“礼品”易于赠送、接收和变现，且不留物理痕迹，查处难度大。
· “数据权力”的寻租： 掌握数据管理、平台监管权力的官员，可能利用其权限，为特定企业提供竞争对手数据、用户画像，或是在算法推荐、搜索排名、平台审核等方面给予倾斜，形成一种基于“数据特权”的新型腐败。
· “跨境洗钱”与“海外布局”： 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地下钱庄、虚拟货币等渠道，将腐败所得快速转移至境外。或在境外为官员及其家人配置资产（如房产、保险、信托基金），实现利益的海外隐匿和保全。这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司法协作，追赃追逃难度极大。
形态四：作风问题与腐败的“交织转化”
一些作风问题，看似不涉及直接经济利益，但往往是腐败的前奏或变种。
· “一家两制”的变相经商： 官员配偶、子女在其管辖地区或业务范围内经商办企业，虽可能并未直接利用其职权，但其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和“人脉资源”本身就构成了不公平竞争，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变现。
· “衙内”现象与“圈子文化”的复活： 官员子女凭借父辈影响力，形成特定的“圈子”，互相提携，垄断某些领域的优质资源和机会。这种基于血缘、地缘、学缘形成的封闭利益圈子，排斥外部竞争，本质上是一种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现代翻版，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 “专家费”、“评审费”、“讲课费”的名目化： 以参加研讨会、项目评审、授课等名义，收取远高于市场标准的“劳务费”，成为某些官员接受企业变相贿赂的常见渠道。
识别与治理的困境：
面对“新型腐败”，传统的纪检监察手段面临严峻挑战。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其行为往往游走在纪律和法律边缘，定性处理需要更高的政策水平和专业能力。此外，社会公众和一些干部对“新型腐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发展中的必然代价”或“小节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监督和抵制的力量。
李正峰在市委中心组学习时，专门就“新型腐败”问题做了深入剖析。他强调：“‘新型腐败’是腐蚀党和国家肌体的‘慢性毒药’，其危害绝不亚于传统腐败。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时俱进地创新监督执纪执法的方式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从业务问题中发现政治问题，从作风问题中深挖腐败问题。要加强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各环节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和关键岗位干部的监督，让‘新型腐败’无处遁形。”
赵晓颖的记者站，也开始将调查视线转向这些更为隐蔽的领域。她意识到，揭露“新型腐败”需要更专业的知识、更深入的调查和更谨慎的把握。她在笔记中写道：“与街头暴力相比，这种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坐在电脑前的‘智能犯罪’，对公平正义的伤害可能更为深刻。它扭曲了市场规则，毒化了社会风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这场斗争，是清州能否真正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又一道关键考题。”
清州，在初步构建起遏制传统腐败的制度堤坝后，不得不立即投身于构筑防御“新型腐败”的更为精细和坚固的防线。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预示着清州的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了“深水区”，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定力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