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调查与辩论的硝烟散去，最后审判 进入了最核心也最考验司法智慧与勇气的阶段——合议庭评议与量刑。当公诉人义正辞严地请求对魏长明等主要被告人“予以最严厉的惩处”的声音仍在审判庭内回荡时，另一场看不见的激烈博弈，已在合议庭的评议室内，以及公诉人与辩护人之间，围绕每一个被告人的最终命运——量刑，展开了更为微妙而复杂的 之争。
这场 之争，并非简单的“重判”与“轻判”之争，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对犯罪事实、情节、后果、被告人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社会影响等无数因素进行精细权衡的过程，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公正性与威慑力。
核心焦点：魏长明的生死之辩
整个 量刑之争 的焦点，毫无悬念地集中在魏长明身上。其受贿金额特别巨大（累计数亿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长期、多次、涉及多领域、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位高权重，严重破坏一省政治生态）、且在其主导下形成了庞大的腐败网络。公诉方坚持认为，其罪行“擢发难数”，论罪当处极刑（死刑），方能体现刑罚的相适应性和对腐败犯罪的极大震慑。
然而，魏长明的辩护律师团队则拼尽全力，为其争取一线生机，提出了数条请求依法从宽处理的理由，展开了激烈的 量刑辩护：
1. “坦白”与“立功”情节： 辩护人强调，魏长明在侦查后期，尤其是在心理防线崩溃后，能够“全面、彻底”地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如指证了那个“高层圈子”的部分成员），对查清全案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依法认定为“坦白”和“立功”，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 “退赃”表现： 辩护人指出，魏长明及其家属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境外追赃工作，其家族境外资产大部分已被追回，“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国家损失，这表明其有悔罪的实际行动。
3. “认罪态度”的转变： 辩护人承认魏长明初期确有抵抗，但后期确有悔改，当庭亦承认主要犯罪事实，态度转变应予考虑。
4. “年迈”与“健康状况”：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魏长明年事已高，且羁押期间健康状况出现一些问题，虽不构成免罚理由，但可作为人道主义考量因素。
5. “历史贡献”与“政治影响”： 辩护人甚至隐晦地提出，魏长明早年也曾有工作业绩，且案件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量刑需考虑“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公诉方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 针对“坦白”和“立功”，公诉人指出，魏长明是在证据确凿、无法抵赖的情况下才被迫交代，并非主动投案，其交代问题是为了争取宽大，动机不纯；其“揭发”他人，部分属于攀咬，查实有限，且其作为腐败网络核心，交代同案犯是其义务，不应过分夸大其“立功”表现。
· 针对“退赃”，公诉人强调，退赃是犯罪分子的法定义务，且大部分赃款系办案机关依法追缴，并非其主动、及时退还，不能成为显着从轻的理由。
· 公诉人严正指出，魏长明犯罪时间跨度长，主观恶性深，在后期仍一度负隅顽抗，其所谓的“悔罪”并不彻底，其罪行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任何“贡献”都无法弥补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更不能成为豁免严重罪行的借口。
其他关键被告人的量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