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在之前的考古研究中，就曾注意过这种器物的局部纹路可能是某种符号或地图片段。因此，看到铃铛时，他的大脑瞬间“跳转”到核心物品上的标记：那段几何结构尤其是其不对称的锐角和圆弧连接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他几乎本能地想：“这段铃铛纹路和手中的标记如此相似——会是巧合吗？还是隐藏的关联？”
为了验证这个联想，李豫小心翼翼地从口袋中拿出核心物品——实际上是一个刻有同样纹路的青铜令牌——并凑近铃铛的底部边缘。在柔和的灯光下，他用拇指轻轻擦去铃铛凹槽处的一点尘埃，利用一个小型放大镜仔细审视起来：
在铃铛底部凹槽内的这段细微纹路位置约在铃铛圆周的5点钟方向由三个主要元素组成：1一条1.2毫米长的微小直线，以30度角斜向下延伸；2紧接着一个0.8毫米的圆弧，半径极小，约0.3毫米，弧度为90度；3圆弧末端连接一个45度的锐角折线，折线长度1毫米，与其他纹路交织处显得“断裂”而不完整。
整体几何构成呈现“L”形状，内部线条粗细均匀，约0.05毫米深，显然是人工精细雕刻的结果，但被长期使用磨损变得略浅。纹路的边缘十分清晰，没有随机划痕的毛刺感，暗示了它有意的设计。
与此同时，李豫观察手中的青铜令牌标记。这个标记位于令牌正面中心，同样呈微观“L”形状：一段30度角的1毫米直线，连接一个0.8毫米、90度的微小圆弧，末端带有一个45度折线。
更关键的是，标记的整体尺寸几乎一致误差不超过0.1毫米，线条的粗细、深度和角度数值都精确匹配。李豫用放大镜反复测量：两者的圆弧半径都为0.3毫米，而折线的倾斜角误差在±1度内45度 vs 45.5度。
李豫进行了关键对比操作：他缓慢转动铃铛，将凹槽纹路置于放大镜下，同时将令牌标记贴近比对。通过直接叠影观察令牌标记覆盖在铃铛纹路片段上，他发现几何元素的边界完美对齐——直线与直线平行延伸，圆弧的起始和终止点完全重合，甚至折线的转折点也没有丝毫偏移。
更精细地，李豫注意到两者都有一处细微的“锯齿”变异圆弧内部带一个微小的0.1毫米凹点，这个细节在铃铛纹路上原本被忽视，但在令牌上清晰地复制出现。
基于这些观察，李豫的推理迅速展开，排除巧合、导往必然联系：
李豫首先自问：“这是巧合吗？”他随机挑选铃铛的其他纹路片段测试——例如中部的螺旋或顶部的环状纹路——与令牌标记对比，但无一吻合；标记只与底部的特定片段几何匹配。
纹路的细节极其精微如角度和半径的精确数值，这在古代手工雕刻中本就罕见。如果是随意巧合，两处纹路的形状、大小和瑕疵应当有显着差异或随机性，但这里它们像“镜像”一样同步。
李豫评估纹路的几何复杂度：这种特定的“直线-圆弧-折线”组合，加上内部锯齿，构成一个独特的几何序列。在现代工业制程中，这种精度可能实现，但在青铜器上纯手工复现的概率极低。
李豫估算：类似铃铛纹路的随机性分布表明，任意两点匹配的可能性不到十万分之一尤其考虑角度和半径的连续变量。再加上“锯齿凹点”的匹配概率更低，单纯巧合几无可能。
李豫联系到历史背景：这些青铜器出自同一墓葬群，可能属于某个失传宗教的密教道具。纹路片段在铃铛上的位置底部凹槽暗示它可能用于对齐或插入其他部件，而令牌的标记则是“钥匙”或指示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