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孙玉亭像被踩了尾巴，“我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家庭成分是响当当的贫农！怎么不够格？”
王满银嘴角扯起一丝讥讽的笑：“成分好的一大堆。可我咋听说，你家卫红都十二三了，还有两男娃怕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却没一个去读书的？
公社下来人调查，抓典型，就这一条‘不重视文化教育’，你这政治觉悟就得打个问号吧？”
他转头看向田福堂，“福堂叔，你是支书，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这要是有人往公社递个话，说咱双水村的干部连自家娃念书都不管，上面会咋想？”
王满银这话一出，窑洞里顿时安静下来。
孙玉亭张着嘴，脸憋得通红，半天吭不出一句话。
田福堂拿着烟袋的手顿在半空，深深看了王满银一眼。孙玉厚老汉则猛地低下头，假装磕烟锅，心里却是一声复杂的叹息。
王满银的话还在继续，他转过头似笑非笑的看着脸色难看的孙玉亭道
“我听说“二爸”你年轻时在太原纲铁厂上过班，是见过大世面的，应该晓得读书的重要性，当初我“大”可是勒紧裤腰带供你读的书…，怎么到自己子女身上就视而不见，只顾自己快活了呢，这思想觉悟，能当干部吗？
……哦，二爸，你当初在纲铁厂上班好好的，咋回来种地了，怕莫是思想觉悟不行，被抓了错误，辞退回村了，那这更不能当村干部了……！”
王满银是万分看不上孙玉亭这种人的，说的好听些，他既是革命理想的狂热追随者，也是现实生活的低能者。
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他对“革命”“集体”有着近乎偏执的热情，沉迷于开会、喊口号，将政治热情当作人生全部，甚至为了集体事务忽略自家生计，不管自家子女的自私者。
也是 生活中的“寄生虫”，他缺乏基本的家庭责任感和生存能力，全家生计长期依赖哥哥孙玉厚接济，家里穷得叮当响却懒得改变，把“公家事”当作逃避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显得懒惰又无能。
他又有什么理由来对王满银说三道四，王满银可不会惯着他，言语中尽是讽刺和威胁。
田福堂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轻轻磕了磕，那清脆的声响打破了窑洞里令人窒息的安静。
他也意识到王满银言语中的份量，和对孙玉亭的不满，虽然他不认为王满银会去公社举报孙玉亭，但人心隔肚皮，这事爆出来，怕对他田福堂的威信也是一种打击。这个险可不敢冒。
田福堂先是瞪了面红耳赤、嘴唇哆嗦着想反驳却又无话可说的孙玉亭一眼，然后才把目光转向王满银，脸上带着一种作为支书特有的、既显亲和又不失威严的神情。
“满银啊，”田福堂缓缓开口，声音沉稳，“你这话，说得在理，但也有些刀子嘴了。玉亭再怎么说，也是你长辈，是兰花的二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