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福堂在一旁咳了两声，烟锅在鞋底磕得邦邦响：“玉亭，你说的这是甚话？拿啥拿？是你自己要上去打人的。何况，这是你们孙家的家务事，你以为公安局是你家开的？还上纲上线干啥？先把你家婆姨扶起来，有话回家说，别在这儿让外人看笑话。”
孙玉亭不依，挣开孙玉厚的腿，冲到田福堂面前，唾沫星子溅了书记一脸：“田书记！他这是殴打干部家属！是反革命！您得为我们做主啊！”
田福堂嫌恶地抹了把脸，没好气地说：“啥反革命？我看你是唯恐天下不乱！玉厚一家人啥样，村里人谁不知道？不是你媳妇胡咧咧，把人家逼到份上，能动手？先回去，等调查清楚再说。”
孙玉亭还想嚷嚷，被孙玉厚一把拽住。“玉亭，你想干啥？咋个你们还委屈上了……”孙玉厚声音发颤，“少安啥性子，你不清楚？你媳妇……你媳妇啥样，你心里没数？我从小把你拉扯大，供你念书，给你娶媳妇……”他说到这儿，眼圈红了，再也说不下去。
民国二十八年，孙玉厚十六，孙玉亭刚五岁，他爹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们兄弟俩和老娘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抛头露面，老娘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持，山里门外的事全搁在他一人身上。家里没地，孙玉厚只好在周围村子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好养活老娘和年幼的弟弟。
二十二岁那年，他跟个穷人家的瘦女娃成了亲。媳妇虽说面黄肌瘦，对他妈和玉亭却好得没话说。那几年光景虽穷，日子倒也舒心。后来为了多挣点钱，农闲时给石圪节一家商行赶牛车，翻山越岭几十天，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那段时间孙玉厚挣了些大洋，在外头闯荡也见了些世面，一咬牙就想供孙玉亭上学。要是弟弟能读出个样来，他这辈子的辛苦也算值了。
民国三十六年，孙玉亭十三，赶上战乱，石圪节的学校停了。为了弟弟，他给柳林镇一家陶窑主写了信。先前孙玉厚在一次事故里，冒死救过那陶窑主的命，两人还结拜了兄弟。信一到，陶窑主很快回了信，让他把孙玉亭送过去，一切开销全包。
就这么着，孙玉厚把弟弟送到了山西柳林镇。临走前，他媳妇给孙玉亭备齐了一年的穿戴。他媳妇是看着孙玉亭长大的，早把他当自家娃疼。
一九五四年，孙玉亭初中毕业，进了太原钢厂当工人。孙家总算松了口气，老孙家终于有了在外干事的体面人。
一九六o年困难时期，玉亭突然跑了回来，说一个月工资买不了一袋土豆，死活不愿回太原钢厂，就想在家找个媳妇，参加农业生产。这可把孙玉厚急坏了，可孙玉亭铁了心不回，有啥法子？
那阵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孙玉亭工作五六年，没往家寄过一分钱，就算回来，也是胡吃海喝一通，再大包小包带到厂里去。家里那会儿已有三个娃，年纪都小，尽是拖累，一家人饿得个个浮肿。他哪还有能耐给弟弟娶媳妇？可孙玉亭都二十六了，确实该成家了。
孙玉亭还天天在老母亲跟前哭鼻子，说年纪大了娶不上媳妇，这辈子就白瞎了。老娘也跟着掉眼泪。孙玉厚看着这个没出息的弟弟，才明白自己半辈子辛苦全白搭了——这就是命啊。
附近女子家的彩礼太高，家里实在拿不出，他只得再写信求柳林镇的老拜识。没多久，陶窑主回信说，柳林镇二里地外有个女子愿意跟孙玉亭，两人以前是同学，叫贺凤英。
孙玉厚没法子，只好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礼，又腾出老窑洞，留给弟弟两口子住。他自己则带着一屁股债，另起了炉灶……
再后来，弟弟因为不会劳动，贺凤英也不会过日子，两口子把日子过得比他家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