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君的声音：“明白，您放心，信息中心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绝对万无一失…”
这段录音更为致命，虽然隐晦，但“名额”、“感谢”、“老渠道”、“安排好了”这些词，在当前的语境下，其含义不言而喻！
录音播放完毕，梁芳补充道：“技术部门已对录音真实性进行初步鉴定，未发现剪辑合成痕迹。其内容与资金流向、相关人员供述高度吻合，相互印证。”
她结束了汇报，平静地站回原地。没有渲染，没有夸张，只是用最冷静的方式，呈现了最致命的事实。
会议室内陷入了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工作组领导们面色铁青，有人低头快速记录，有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有人则目光锐利地盯着屏幕上的关系图和那些刺眼的红色箭头与问号。
李副部长缓缓靠向椅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扫过赵猛和梁芳，最终落在那一摞厚厚的卷宗上。
“张天贵的潜逃路线，有头绪了吗？”他首先问向赵猛，声音低沉。
赵猛立刻回答：“报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判断其极可能利用过去经营远洋渔业时留下的秘密渠道，试图从海路偷渡出境。我们已重点布控东部沿海几个废弃渔港和私人码头，并与海警、边防建立了联动机制。但…时间紧迫，范围很大。”
李副部长点了点头，看向身旁公安部的一位局长：“老陈，你协调一下，动用一切必要技术手段和侦查资源，72小时，我要看到明确进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绝不能让他逃出去！”
“明白！”公安部陈局长沉声应道，立刻拿出加密电话走到一旁低声部署。
李副部长的目光重新回到梁芳身上：“那份录音里另一个人的声音，身份核实，进行到哪一步了？”
梁芳谨慎地回答：“报告领导，基于现有证据和程序，初步判断指向明确。但最终确认，需要更高级别的授权和技术支持，以及…更直接的证据比对。”她的话滴水不漏，既说明了情况，又严守了纪律。
李副部长深深看了她一眼，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赏。他沉默了片刻，手指在桌面上重重敲击了两下，仿佛下定了决心。
“案情之严重，性质之恶劣，远超预期。”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舞弊案，也不是一省一地的腐败窝案！这是公然挑战国家教育公平底线、挑战司法公正、挑战党和国家权威的严重犯罪！”
他目光如炬，扫过全场：“工作组决定：”
“一、立即将王伯君涉嫌犯罪线索及相关证据，移送司法机关，准备提起公诉！”
“二、成立张天贵专案追逃组，由公安部陈局长亲自牵头，赵猛同志任副组长，调动一切力量，限期破案！”
“三、梁芳同志牵头证据深挖组，会同中纪委、最高检同志，以录音和资金链为突破口，彻查其背后所有关联人员，无论涉及到谁，一查到底！”
“四、将此案最新进展，尤其是境外资金流向线索，立即形成绝密专报，由我亲自签发，直报中央！”
命令一道道下达，如同出鞘的利剑，寒光四射，直指核心。
“是！”所有人齐声应道，声音在压抑的会议室里回荡，充满了破开迷雾的决心。
然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众人准备领命而去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李副部长的机要秘书快步走进来，神色凝重地俯身在他耳边急速低语了几句，并递上一份刚接收到的、带有最高机密度标识的急电。
李副部长接过电文，快速浏览。瞬间，他的瞳孔微微收缩，眉头紧紧锁死，脸上的肌肉似乎都僵硬了一下。即便以他的身份和定力，也明显流露出了极度的震惊和凝重。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再次扫过刚刚接受完任务、正准备投入战斗的赵猛和梁芳，声音变得异常低沉和复杂，甚至带着一丝前所未有的沉重：
“赵猛同志，梁芳同志。你们的汇报非常清晰，工作卓有成效。”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斟酌措辞，最终一字一句地说道：
“但刚刚接到北京最高层级的通报。通过技术侦查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渠道，我们发现…张天贵集团近五年间，另有数笔总额极其庞大的可疑资金，通过更隐蔽的渠道流向境外…其最终接收方，指向某领导的亲属海外活动存在高度可疑关联的离岸基金。”
“这条线索，高度敏感，其复杂性和严重程度，已远超当前案件范畴。”
“工作组的下一个目标，乃至整个调查的战略方向…恐怕需要立刻重新评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