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中，他首先“沉痛”汇报了郑斌同志意外离世的事件，表示“无比痛心”和“深刻反思对下属干部关心不足”，巧妙地将自己置于领导责任层面，避开了直接嫌疑。
随后，他“郑重声明”：自己从未参与、也绝不知晓任何所谓的“成绩篡改”事件，所有工作均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经得起任何审查。他指责当前调查“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舆论和外部力量的严重干扰，存在明显的有罪推定倾向，调查程序频遭质疑，严重损害了教育厅乃至我省政府的形象”。
他强烈要求：“省委省政府责令调查组严格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并向社会澄清不实传闻。如发现调查人员存在违规违纪行为，应同样予以严肃处理，以正视听，维护法治尊严和政府公信力。”
最后，他“恳请”组织：“本着对干部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尽快结束这场不必要的风波，让我省教育系统能重新聚焦于立德树人的本职工作，避免资源空耗和人心动荡。”
这份申诉，如同一颗精心包装的炸弹。它既是对调查组的公然指控，也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施压。它将个人问题成功转化为系统形象和稳定问题，并试图将省委置于“要么承认调查组违规，要么尽快息事宁人”的两难境地。
申诉材料很快被抄送（或有意泄露）到了省调查组。孙振邦和周莉看到后，脸色变得更加难看。王伯君的反击，不仅来自舆论，更来自体制内的规则本身，这让他们感到束手束脚，压力倍增。
“他这是在倒打一耙！”赵猛气得咬牙切齿，“自己屁股底下不干净，还敢说我们程序有问题？！”
梁芳却相对冷静：“这是他预料之中的反应。把自己包装成程序正义的扞卫者和系统荣誉的维护者，试图扭转攻守之势。这说明，他真的害怕了，而且他的能量，依然不容小觑。”
王伯君的反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效果。省委主要领导那边再次传来“既要一查到底，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确保程序万无一失”的指示，语气虽未改变，但强调的重点微妙地偏移了。系统内部，一些观望的中立力量开始产生更多的疑虑和摇摆。
调查组面临的，不再仅仅是罪恶本身的隐蔽，更有来自罪恶披上合法外衣后的反扑和纠缠。
然而，就在王伯君自以为反击奏效，稍稍喘息之际。
梁芳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加密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言简意赅：“梁芳同志，最高检反腐总局已收到并高度重视你的汇报。总局领导批示：‘一盯到底，无论涉及谁，坚决依法查处。所需支持，全力保障。’另，总局特派员已出发，赴h省实地督导。”
梁芳放下电话，走到窗边，看向省教育厅大楼的方向。
王伯君的反击，看似凶猛，或许恰恰加速了更高层级力量的介入决心。
风暴的层级，正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再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