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检察院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重大敏感案件，既是法定职责，也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艺术。介入得太早太深，容易被视为越俎代庖，干扰侦查；介入得太晚太浅，则可能失去监督意义，沦为事后盖章的工具。对于“江城状元案”这片骤然翻涌的浑水，省检察院的决定是：派出梁芳。
梁芳，省检察院公诉二处的资深检察官，四十出头，齐耳短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五官清晰而略显冷峻，眼神里有一种常年翻阅卷宗、审视人性灰暗面后沉淀下来的冷静与穿透力。她不喜欢喧闹，不爱出风头，但在系统内部，她的名字往往与“难缠”、“细致”、“原则性强”这几个词联系在一起。她经手的案子，证据链必须严丝合缝，程序上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她抵达江城的方式低调得多，没有前呼后拥的调查组，只带了一名年轻的书记员。她没有立刻去省调查组占据的七楼办公室，而是先悄无声息地去了市局五楼，表明身份，要求在角落里安排一个临时办公位。
她的到来，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暗流汹涌的池塘，没有激起太大水花，却让水面下敏感的鱼群瞬间感知到了不同的压力。省组的孙振邦和周莉得知后，只是例行公事地过来打了个照面，言语客气但透着疏离，显然并未真正将这位看似单薄的检察官放在眼里，或许只将她视为上级派来的又一个“监工”。市局的人则大多抱持着观望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这潭水已经够浑了，或许来自不同体系的力量，能带来一点变化？
梁芳安之若素。她谢绝了赵猛提出的专门汇报，只是要求将截至目前的所有法律文书、程序性文件、以及那份关于“数据丢失”的初步情况说明送到她桌上。然后，她便坐在那张临时安排的小办公桌后，埋首于厚厚的卷宗里，仿佛外界的一切纷扰都与她无关。
省调查组与市局之间那场关于“数据丢失”责任的激烈争论，她有所耳闻，但没有参与。孙振邦语气严厉地指责市局运维失职，赵猛脸色铁青据理力争却又拿不出反向证据，技术员老吴面如死灰支支吾吾…所有这些，她都只是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冷淡地瞥上一眼，或者从走廊里隐约传来的激动声音中捕捉一二。
她不像其他人那样急于表态或站队。她的关注点，始终落在那些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程序节点和逻辑链条上。
当她仔细阅读那份关于“服务器数据因硬件故障部分丢失”的技术说明时，她的眉头微微蹙了起来。报告写得冠冕堂皇，用了不少技术术语，最终结论指向一场意外。但梁芳看的不是术语，是时间线和逻辑。
硬件故障发生的时间点，恰好卡在省里决定成立调查组、消息初步传出，与调查组正式抵达江城之间的窗口期。太“精准”了。就像是算准了时间，赶在真正具备调查权和专业能力的外部力量接手之前，精准地销毁了最关键的核心证据。
这真的是巧合？梁芳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多年的职业经验告诉她，过分的巧合，往往意味着人为的精心设计。
她注意到报告里提及了一次“例行的备份数据完整性校验”恰好发现了问题。谁发起的这次校验？校验的原始指令记录和日志在哪里？报告语焉不详。发现故障后，按流程应该立即有报警和初步排查记录，这些记录又在哪里？同样缺失。
所有的解释都指向一个结果，但支撑这个解释的过程性证据，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悄悄抹去了。
这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司法机关办案所要求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
省组的李专家倾向于相信（或者假装相信）这是市局的重大责任事故，并以此为抓手试图彻底压制市局。孙振邦和周莉似乎也乐于接受这个结论，这样可以快速给“数据问题”定性，将调查方向引导向他们更容易控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