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楚王联手的虚幻性：与楚王马殷的联盟并不可靠。楚的战略目标是扩张自身势力，而非帮助梁巩固政权。一旦战事不利或利益有变，楚极易倒戈或袖手旁观。将国家命运寄托于此等联盟，如同沙上筑塔。
为晋政权李存勖创造绝佳时机：朱友贞的南方用兵，对李存勖来说是天赐良机。这等于主动为晋军创造了最佳的进攻窗口。李存勖完全可以趁梁军主力南下、中原空虚之际，直捣后梁的核心地带（汴州、洛阳）。
对潜在对手“钟鹏举”的误判。
树敌过多：在已有强敌晋政权的情况下，主动去攻击一个在杨吴境内新崛起的、势头正盛的势力（钟鹏举），是典型的四处树敌。即使能获胜，也将消耗巨大国力，并结下一个新仇家。
低估征服难度：荆南地区易守难攻，江陵城防坚固。攻城战历来消耗巨大且旷日持久（没有火器的攻城战拖数月乃至数年也很正常）。朱友贞很可能低估了攻克江陵的难度，幻想能迅速取胜，但这支大军很可能被长期拖在江陵战场，无法脱身。
看似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
皇二代朱友贞的决定是一场基于短视、冲动和战略误判的豪赌。他严重低估了主要敌人（李存勖）的威胁，严重高估了自己多线作战的能力，也严重误判了南方战事的复杂性和潜在盟友的可靠性。
这个决策的连锁反应可能是：
梁国精锐被拖在江陵或被歼灭；钟鹏举乘势反攻，梁国丢城失地。
晋政权李存勖乘虚而入，在中原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
楚政权马殷见势不妙，可能转而与晋或钟鹏举联络，甚至反噬梁军；或者楚政权被钟鹏举顺势所灭。
最终，朱友贞可能不仅无法夺取荆南，反而会加速梁的灭亡。
这是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中的典型决策陷阱——因小利而忘大患。
朱友贞的真实历史形象正是如此：勤政却平庸，有心振作却缺乏雄才大略，最终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做出了一系列错误抉择，导致了国家的覆亡。
918年梁此时的有效统治区域主要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大致包括今天的：
河南大部：这是后梁最核心的区域，包括首都汴州（今开封）以及西都洛阳（河南府）。此外还包括郑州、滑州、宋州（今商丘）、许州（今许昌）等关键州府。
山东大部：控制着鄂州（今东平）、兖州、青州、齐州（今济南）等地。
湖北北部：控制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襄州（今襄阳），这是抵御南方政权北上的前线。这个地区已经被钟鹏举盯上，攻下之后可以成为逐鹿中原的起点。
陕西东部：控制着同州（今大荔）、华州（今华县）等地，但西国都长安所在的京兆府（今西安）已被岐政权李茂贞占据。
在河北南部，梁原仅控制着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等少数地区，但在915年因为“魏州兵变”，梁已经失去了这个重镇，导致骑兵补充彻底断绝。
918年的梁国疆域，是其在强敌环伺下仅存的版图，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