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灵石，宋兴华主持了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军的扩编，将投诚的日军士兵经过教育后，编入了新成立的104团，并组建了负责经济工作的“冈田商会”（含工作人员和护卫）。同时，冈田旅根据反战同盟的纪律，对俘虏中罪行昭彰的100多名日军战犯进行了公审并处决，彰显了正义。
俘获的一千三百多名伪军，被送回晋中独立旅旅部所在地，连同旅部原有新兵及四县新招募的两千多人，共计约3700人。宋兴华与王政委、熊参谋长商议后，决定从中选拔1100名条件较好的青年，送往小柳乡装甲兵培训点，由装甲营老兵采取“一拖二”的方式，进行强化训练，以期尽快形成坦克作战能力。
同时，以旅部四百多骨干和新兵为基础，组建了晋中独立旅独立3团。
宋兴华每光复一城，便明码通电全国一次。“三日下两城（介休、灵石）”的惊人战绩，通过电波传遍全国，与之前平遥的光复消息叠加，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喜悦，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又一轮支援八路军的热潮。
社会各界人士捐款捐物，无数进步青年组队，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
“到延安去！到八路军中去！”成为许多爱国青年的共同选择。
而在遥远的欧洲，中国北方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也通过外交渠道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泛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涟漪。
英国驻华大使馆内，参赞乔治·史蒂文森放下手中的情报摘要，对坐在对面的武官马克·索尔顿说道：“马克，看来我们在远东的这位东方盟友内部，出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这支被称为‘宋兴华旅’的部队，表现出的战斗力，与我们在华北其他地方看到的中国军队，截然不同。”
索尔顿武官耸耸肩，不以为意：“乔治，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的胜利。缺乏重武器和后勤支持的游击队，很难对日军构成持续威胁。他们的价值，更多在于骚扰和牵制。”
“或许吧。”史蒂文森端起红茶抿了一口，“但你不能否认，他们这次干得确实漂亮。日本人收缩防线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外交部那边有人提议，或许可以尝试与延安方面进行一些……非正式的接触，了解一下他们的真实潜力。毕竟，如果他们在华北能更多地牵制日军，对于我们在东南亚的利益，并非坏事。”
索尔顿挑了挑眉：“接触共产党？这恐怕会触怒重庆政府。”
“所以是非正式的，低调的。”史蒂文森笑了笑，“比如，通过一些记者，或者‘民间’渠道。法国人那边，好像也有类似的想法。日本人陷在中国战场越深，对我们越有利，不是吗？”
类似的对话，在法国驻华使馆内也有所发生。尽管英法此时正疲于应对欧洲的纳粹德国，但远东局势的任何风吹草动，尤其是可能影响到其殖民利益的动向，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宋兴华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了某些西方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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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某窑洞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