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您买了样东西。”傅嘉陵拆开包装，那台崭新的、泛着木头和油漆清香的“红星”牌收音机，呈现在老人面前。
傅水恒明显愣住了。他看看收音机，又看看儿子，嘴唇嗫嚅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责备的话，但目光触及儿子那充满期待和些许忐忑的眼神，终究没能说出口。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大手，有些迟疑地、轻轻地抚摸过收音机光滑的木壳，指尖在那颗红色的五角星上停留了片刻。
“这东西……很贵吧？”良久，老人才低声问，语气里没有欣喜，更多的是心疼钱。
“不贵，爹。以后您在家，就能听听新闻，听听戏，解解闷。”傅嘉陵连忙解释，并熟练地装上电池，打开开关，旋转调频旋钮。
一阵轻微的电流噪音后，一个清晰、洪亮的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正在播报着当日的国内要闻。那声音瞬间充满了静谧的小院，仿佛将遥远的北京城拉到了这闽西山村的角落。
傅水恒的身体微微坐直了，他侧着头，神情专注地聆听着，那双因岁月和风霜而略显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直到那条新闻播报完毕，转入戏曲节目，他才缓缓地、几不可闻地舒了一口气。
“嗯……声音挺清楚的。”他最终只是这样评价了一句，没有过多的夸赞，但傅嘉陵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将收音机往自己身边挪了挪，那动作，带着一种下意识的珍视。
从那天起，这台“红星”牌收音机，就成了傅水恒老先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的位置，被郑重地摆放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不再是先去侍弄菜园，而是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他会搬个小马扎，坐在堂屋门口，一边就着晨光卷着土烟，一边凝神静听。国内外大事、政策方针、建设成就……那些宏大的词汇通过电波传来，在他平静的脸上映照出细微的波澜。
上午和下午，他或许依旧扛着锄头下地，或者去帮公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收音机总会在他回家休息的间隙响起。有时是新闻重播，有时是戏曲选段，有时是天气预报。他听得极其认真，遇到重要的内容，甚至会反复调台确认。村里有些老人来找他下棋、闲聊，也渐渐习惯了他这里永远萦绕着的广播声。他会一边听着，一边和乡亲们讨论今年的收成，议论着新闻里提到的某项新政策对农村的影响。他不多言，但偶尔几句点评，往往能切中要害，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洞明。
傅嘉陵后来才愈发深刻地体会到，那台收音机对于父亲而言，绝不仅仅是解闷的工具。那是他精神世界的延伸，是他与那个他为之奋斗、牺牲了无数战友（包括他自己的父亲）的新生国家保持血脉联系的生命线。他通过那些或激昂或平稳的广播声，确认着这个国家前进的步伐，感受着它脉搏的跳动。他看似隐居山村，实则心系天下。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并未因身体的退隐而有丝毫减退，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下，愈发醇厚和坚定。
而父亲对待收音机本身的态度，也折射出他刻在骨子里的品性。他极其爱惜这台儿子送的礼物，每天都会用软布细细擦拭，不让它沾染一丝灰尘。电池耗尽了，他会步行十几里山路到镇上去买新的，从不吝啬。但他自己的生活，依旧简朴到近乎苛刻。一碗白米饭，一碟自家种的青菜，几块咸菜，就是他一餐的全部。衣服上的补丁摞着补丁，却浆洗得干干净净。他曾对傅嘉陵说过：“东西用了，是它的价值。浪费了，就是罪过。这收音机是好东西，它能告诉我国家在往前走，这比吃好穿好，更让我心里踏实。”
这种强烈的对比，常常让傅嘉陵鼻尖发酸。他的父亲，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功勋老兵、烈士后代，明明可以凭借自身的资历和贡献，向国家申请更好的生活条件，至少不必为几节电池、一身新衣而算计。但他没有。他守着清贫，守着寂寞，却守住了最宝贵的精神富足和人格独立。他那挺直的脊梁，从未因生活的重压而弯曲半分，反而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发显得铁骨铮铮。
许多年后，当傅嘉陵在商海中见惯了浮华与虚荣，见惯了某些人为了些许利益而折腰谄媚，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摩挲收音机时那专注而平和的神情，想起他那间陋室中传出的、与外部奢华格格不入却直击灵魂的广播声。父亲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诲，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令多少追逐名利、丧失底线的人汗颜！
那台“红星”收音机，陪伴傅水恒老先生走过了许多个春秋。它的外壳渐渐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声音或许也不再如初时那般洪亮，但它传递的信息，始终是老人心中最甘甜的泉水。它不仅是儿子孝心的见证，更是时代赠与这位老战士的一份特殊礼物，让他在偏居一隅的宁静中，依然能清晰地听到，他和他逝去的父辈、战友们共同铸就并且深情凝望的那个新时代，正轰鸣着向前奔腾的壮阔回响。
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将傅嘉陵的倒影清晰地映在玻璃上。他从悠长的回忆中抽离，眼中闪过一丝湿润的暖意。他拿起内部电话，平静地吩咐秘书，推掉今晚一个无关紧要的应酬。
他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或许，可以找找那台被他珍藏起来的、早已无法工作的“红星”收音机，再次触摸那段浸透着父爱、坚守与家国情怀的滚烫岁月。那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他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