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在太行山的沟壑间呼啸，卷起的雪沫子砸在独立团指挥部糊了厚纸的窗户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屋内，一盏昏黄的油灯顽强地跳动着，将我们三人——我陈世根、团长傅水恒、政委傅必元——的身影放大、扭曲，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地图、文件、还有几个喝干了水的大碗凌乱地堆在桌上，但我们的注意力，此刻都聚焦在中间那张画满了草图和数字的糙纸上。
“老陈，你再把咱们的家底，仔细给政委念叨念叨。”傅水恒团长搓了搓冻得有些发木的手，哈出一口白气，目光却锐利得像要穿透那张纸。
我拿起旁边一根自制的炭笔，点在草图上：“团长，政委，咱们现在的家底，说寒酸是寒酸，但总算有了个雏形。修械所，能复装子弹，修理步枪，甚至捣鼓一下损坏的迫击炮，老李头带着那几个徒弟，手艺是越来越精了。火药厂，利用土法，加上咱们从系统里‘抠’出来的那点关键原料，黑火药、简易的无烟火药也能小批量生产，就是纯度、稳定性还差得远，严重影响射程和准头。被服厂，解决了咱们部分冬装和军鞋，但产量跟不上部队扩充的速度。”
傅政委扶了扶眼镜，眉头紧锁：“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出在武器，尤其是重火力上。上次反扫荡，咱们缴获的那几门迫击炮，是宝贝疙瘩，可炮弹打一发少一发。兵工厂规模太小，设备太旧，靠手工敲打，一个月也产不了几发合格的炮弹。没有持续的炮弹供应，迫击炮就成了烧火棍。鬼子的炮楼、据点，光靠步枪手榴弹，得用多少战士的命去填？”
沉默，在小小的指挥部里蔓延。只有窗外的风雪声，以及油灯灯花偶尔爆开的噼啪声。
傅水恒猛地一拍桌子，震得碗跳了起来：“不能再这么小打小闹了！必须扩大规模！火药厂、被服厂要扩，更要紧的是兵工厂！我们要能自己造迫击炮，更要能大量生产炮弹！”
傅政委看向我：“世根同志，你是参谋长，管着后勤和家当。扩大规模，技术、原料、设备、人手，困难有多大，你最有数。说说看。”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困难当然大，而且是全方位的。技术方面，我们缺专业的工程师，虽然从敌占区营救和吸引来了几位爱国技术人员，但他们更擅长理论，实际生产经验，尤其是战时条件下的生产经验不足。老李头他们有经验，但文化水平低，很多新东西理解、接受慢。原料，钢材、铜材、特种化学品，都是严格管制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能搞到的数量有限，价格高昂，风险极大。设备，是最大的瓶颈！我们现有的都是些老掉牙的手动机床，精度差、效率低，加工炮管、炮弹壳体这样的关键部件，合格率低得可怜。人手，熟练工人奇缺……”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团长和政委凝重的脸，最终缓缓说道：“……要说办法，不是没有。有些关键设备，还有稀缺的原料，或许……可以通过我们那条‘特殊渠道’想想办法。” 我没有明说“系统”二字，但我们都心照不宣。那是我们独立团最核心的机密，也是我们能在残酷环境中挣扎求生、甚至谋求发展的最大依仗。
傅水恒和傅必元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决断。
“干！”傅团长言简意赅，“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积分就是用来关键时刻救急、发展的！现在就是关键时刻！老陈，你立刻牵头，制定一个详细的扩建方案。火药厂、被服厂的扩建，你来协调根据地政府，发动群众。兵工厂的扩建，尤其是设备和关键技术难题，你全权负责，需要动用多少积分，打个报告上来，我和政委批！”
傅政委补充道：“要注意保密，尤其是‘特殊渠道’的来源，必须严格控制在最小范围。对外，就说是我们通过敌占区关系，花大价钱从洋行或者黑市弄来的二手设备。另外，政治动员要跟上，要在根据地内掀起一股‘支援军工，保家卫国’的热潮，动员有文化的青年，有铁匠、木匠手艺的师傅，都来报名参加建设。”
“是！”我挺直胸膛，一股热流在胸中涌动。我知道，一场不亚于正面战斗的硬仗，就要开始了。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独立团根据地，仿佛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我带着参谋处的几名干事，几乎住在了原兵工厂所在的隐蔽山沟里。这里原本是几间依山开挖的窑洞和简陋的棚屋，此刻，扩建工程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新的窑洞在挖掘，加固；平整出的空地上，新的厂房框架正在搭建，屋顶用的是就地砍伐的木材和茅草。根据地的群众被动员起来，肩挑手扛，运送石料、木料，妇女们负责烧水做饭，场面热烈而有序。
但真正的核心，在于设备和技术的突破。
深夜，我独自一人待在临时开辟的、作为我办公室兼卧室的小窑洞里。意识沉入那片只有我能“看见”的虚拟空间——那个来自未来、被称为“系统”的神秘存在。光幕上，积分余额显示着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数字。这是独立团全体将士一次次浴血奋战、完成任务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
我小心翼翼地操作着。首先搜索的是机床。不能太先进，太先进了在这个时代无法解释，也缺乏配套的电力、维修能力。我的目标锁定在几种结构相对简单、皮实耐用、以人力或小型柴油机即可驱动的老式机床：皮带车床、牛头刨床、台式钻床、手动冲压机……甚至还有几台关键的砂轮机、抛光机和简易的量具、卡尺。每选择一样，看着积分哗啦啦地减少，我的心都像被针扎了一下。
“还不够，”我喃喃自语，“迫击炮和炮弹……” 我继续搜索。无缝钢管——这是制造迫击炮管的关键材料，在这个时代是绝对的战略物资。直接兑换成品炮管？积分消耗巨大，而且太扎眼。我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数种不同口径、壁厚符合要求的优质合金无缝钢管毛坯，以及配套的膛线拉削刀具、夹具。这至少能让老李头他们有了加工的基础。
然后是炮弹。弹体铸造需要专门的模具和合格的铸铁。我兑换了几套铸铁模具，以及一本这个时代版本的《铸造工艺手册》。引信是技术难点，我犹豫再三，还是兑换了一批结构相对简单的碰炸引信的关键部件和图纸，以及一批成品延期药管。发射药，除了继续兑换部分制式无烟火药外，我着重选择了几种效率更高的土法制硝、提纯硫磺和木炭的技术资料，以及一批关键的化学试剂，希望能提升自产火药的质量。
最后，是动力。我咬咬牙，兑换了两台小型、低噪音的柴油发电机和一批柴油。没有稳定的动力，很多机床就无法有效运转。
当我把一份长长的清单，以及所需积分的最终报告放在傅水恒和傅必元面前时，团长盯着那个数字，嘴角抽搐了一下，半晌没说话。政委则深吸一口气，拿起笔，在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团长。傅水恒接过笔，重重地划下，墨迹几乎透纸背。
“老陈，东西，我们批了。怎么把它‘变’出来，怎么运回来，怎么保密，就看你的了！”傅团长沉声道。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支由绝对可靠的警卫连战士和少数核心技术人员组成的“运输队”，在我亲自带领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驻地。我们按照系统的“提示”，在距离根据地数十里外的一处废弃煤窑深处，找到了那些凭空出现的、用防水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货物”。看着堆积如山的木箱，看着战士们费力地抬动那些沉重的机床部件，我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另一半则提得更高——如何让这些东西尽快发挥作用？
设备运回山沟，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新的、更大的厂房已经初步建成。安装、调试设备的工作主要由那几位从敌占区来的工程师——比如戴着厚眼镜、原本在天津一家机械厂工作的王工程师，和沉默寡言、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技工的孙师傅——牵头，老李头带着他的徒弟们打下手。
“陈参谋长，这台车床，精度很高啊！比我在天津厂里见过的很多新家伙都不差！”王工程师抚摸着那台崭新的（实际上在系统里属于“老旧”型号的）皮带车床，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还有这些量具，太精密了！”
孙师傅则蹲在那台手动冲压机前，反复研究着结构，黝黑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好东西！用这个来冲压炮弹尾翼片，比咱们之前用手锤敲，又快又规整！”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柴油发电机的安装位置、排烟管道的布置，既要隐蔽又要安全；机床底座的固定，需要浇筑水泥，而水泥又是稀缺物资；传动皮带的连接、润滑油的选用……一个个细节问题接踵而至。我们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工地上，协调材料，解决技术难题，安抚因不熟悉新设备而急躁或畏难的工人。
老李头和他的大徒弟，一个叫铁柱的憨厚小伙子，对新设备的学习热情最高。铁柱几乎寸步不离地跟着王工程师，问这问那，晚上就着油灯啃我带来的那本《机械原理入门》。看着他布满老茧、却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车床刀具的手，我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火药厂和被服厂的扩建也在同步推进。被服厂增加了二十多台从系统兑换的脚踏缝纫机，又从根据地妇女中招募了一批手脚麻利的女工，生产效率立刻提了上来。看着成捆的棉布被裁切、缝制成军装、绑腿，看着妇女们一边踩动缝纫机一边哼着抗战歌曲，我心里踏实了不少。
火药厂的进展相对慢一些。土法制硝、提纯硫磺的工艺改进需要时间，新兑换的那些化学试剂的使用也需要摸索。但负责火药厂的是一位姓赵的老化学教员，他带着几个学生，整天泡在严格按照安全规范新建的、分散的工房里，反复试验。当第一批纯度明显提高的硝和硫磺被生产出来，混合着精心炭化的柳木炭，制成新的黑火药，经过测试，燃烧效率和威力都比旧产品提升了三成以上时，赵老师那被硝烟熏得发黑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最关键的，还是迫击炮和炮弹的生产。
专门用于加工炮管的窑洞被加固得最为结实。那台主要的车床被固定在这里，由孙师傅亲自操作，铁柱做副手。加工炮管是精细活，尤其是拉削膛线，要求极高的同心度和光滑度。一开始，废品率很高，不是刀具崩了，就是内壁出现瑕疵。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宝贵的材料和工时的浪费，孙师傅急得嘴上起了燎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