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视角 - 第一人称叙述）
朔风卷着雪沫，抽打在指挥部简陋的窗棂上，发出不间断的、令人心烦的嘶鸣。桌上的油灯灯焰随着缝隙里钻进来的冷风轻轻摇曳，将我与师长、政委三人凝重身影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晃动如同此刻的心绪。刚刚结束了一场关于春季反“扫荡”的战术推演，残留在木板上的地图墨迹未干，一份由师部政治保卫科转来的、封口处盖着绝密印章的信函，便被政委重重地拍在了地图的空白处。
“老李，老王，你们先看看这个。”政委的声音比这冬夜的风更冷，他惯常温和的面容此刻绷得如同石刻。
师长——我那平日里豪气干云、嗓门洪亮的搭档，拿起信笺，目光快速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眉头瞬间锁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他没有说话，只是将信递给了我。
纸张很薄，却仿佛有千钧之重。我接过来，指尖能感受到纸张的冰凉。目光落在字句上，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缓缓攥紧。信中的内容，并非指向普通的战士或基层干部，它的矛头，赫然对准了我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我们独立团乃至整个师部都倚重的重要人才——作战参谋林翰！
指控列举得“有鼻子有眼”：其一，他数次提出的战术建议，尤其是涉及远程精确打击、小部队渗透破坏等新颖战法，其思路和知识结构“远超当前我军乃至国内军事教育水平”，怀疑其背后有未经查明的、可能来自境外势力的信息来源。其二，他曾在非公开场合，无意中提及过一些国外武器装备的“未来可能发展方向”，其描述之具体，与总部技术部门掌握的极零星、极模糊的情报碎片高度吻合，被认为是“不该拥有的先知先觉”。其三，也是最为致命的一点，上次我们成功端掉日军一个小型秘密油料库的行动，事后复盘发现其防卫力量调配存在一个极其隐蔽、几乎难以察觉的“漏洞”，而林翰恰恰是当初力主攻击此目标的关键建议者。指控信暗示，这或许并非巧合，而是有人故意利用这个“漏洞”，其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我军信任，或是进行某种更深层次的“钓鱼”。
“放他娘的狗屁！”师长猛地一拳砸在桌上，油灯剧烈地跳动了一下，灯影乱晃，“林翰这小子，从参军那天起，哪一次战斗不是冲在前面？他提出的那些点子，帮我们度过了多少难关？挽救了多少战士的生命？远程狙杀山田，智取药品，哪一件不是大功？现在倒好，有人红口白牙，就要给他扣上‘特嫌’的帽子！”
政委相对冷静，但语气同样沉重：“师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林翰同志的贡献，我们都有目共睹。但是，老李，你也清楚，当前斗争形势复杂，敌特无孔不入。这些疑点，尤其是关于油料库防卫漏洞的巧合，政治保卫部门认为不能仅用‘运气’或‘天才’来解释。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对全团上下几千名战士负责。”
他目光转向我，带着探询，也带着压力：“参谋长，林翰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一直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的情况，你最了解。师部首长的意见是，鉴于林翰岗位的重要性，以及这些指控的严重性，必须立即启动内部审查程序。这个审查，由你主要负责，政治保卫科派员协助。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护同志。尺度，你要把握好。”
一股寒意，从脊椎骨悄然升起，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让我，亲自来审查林翰？我看着他从一个带着些许书卷气、却目光坚定的青年学生，在战火的淬炼下，一步步成长为如今独当一面的优秀参谋。我们曾在深夜的指挥部里，为了一个战术细节争得面红耳赤；也曾在战斗间隙，分享过为数不多的烟卷，聊起过遥远的家乡和模糊的未来。我信任他，如同信任我手中的枪。这种信任，是在无数次生死与共中建立起来的。
然而，政委的话像冰冷的针，刺破了我情感的外壳。他说得对，我是参谋长，我不能仅凭个人感情用事。那些疑点，尤其是油料库那次……当时只觉得林翰眼光毒辣，运气也好，现在被有心人这么一联系，确实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诡异。革命队伍不是江湖义气，铁的纪律和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是这支军队能在绝境中生存、壮大的根基。怀疑的种子一旦被种下，就必须连根拔起，否则后患无穷。
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开始飞速运转，进入应对危机的状态。“我明白了。”我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平稳，甚至带着一丝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冷漠，“审查可以，但我有三个要求：第一，在审查期间，林翰暂停一切涉密工作，但人身自由不受限制，活动范围限于团部驻地，由我指定可靠人员‘陪同’。第二，审查过程必须严格保密，范围控制在最小，绝不能扩散，以免动摇军心，寒了将士们的心。第三，所有问询、调查，由我亲自主导，政治保卫科的同志可以参与，但不能绕过我直接采取行动。”
师长和政委对视一眼，最终缓缓点头。政委补充道：“可以。但时间要快，我们不能让一个可能是忠诚的同志长期背上包袱，也不能让一个潜在的威胁继续留在关键岗位上。总部……也在关注此事。”
“给我七天时间。”我斩钉截铁地说。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结束。师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转身走入风雪中。政委则留下了一句：“老李，注意方式方法，也……保护好自己。”
指挥部里只剩下我一人。油灯的光芒将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冰冷的土墙上，显得孤独而沉重。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被风雪笼罩的漆黑世界。林翰……这个带着超越这个时代知识的年轻人，他身上确实有太多谜团。我无数次感受过他那种与年龄和经历不符的沉稳、自信，以及偶尔流露出的、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我曾将这一切归因于他的天赋异禀和刻苦钻研。但现在，怀疑的阴影笼罩下来，那些我曾忽略的细节，开始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翻涌。
他是否对我，对我们的事业，有所隐瞒？
（审查启动与初步接触）
第二天，我召来了警卫连长赵铁锤，他是我从红军时期就带出来的老兵，沉默寡言，忠诚可靠得像块石头。我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只告诉他林参谋近期需要集中精力总结战术经验，由他带两名绝对可靠的战士，“保障”林翰的安全和“安静”，未经我允许，任何人不得接近林翰的住处，林翰也不得随意离开指定区域。赵铁锤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挺直胸膛，低沉地应了一声：“是！参谋长，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我亲自去了林翰的房间。他正伏在桌上，对着地图和一堆稿纸写写画画，似乎是在完善他之前提出的“阶梯式阵地防御与机动反击结合”的新构想。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脸上还带着专注思考的神情，看到是我，立刻站起身，露出一个惯常的、带着敬意的笑容：“参谋长，您来了？我正好有个新的想法，关于反坦克壕的布设……”
“林翰。”我打断了他，声音刻意维持着平静，“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从今天起，你暂时脱离作战值班和情报分析岗位。”
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眼神里闪过一丝愕然和不解：“参谋长？这是……为什么？是有什么新任务吗？”
我避开他探询的目光，走到桌边，随手翻动了一下他写满演算过程和草图的手稿，字迹工整，思路清晰。“组织上需要你配合，回顾和梳理一下你自参军以来，特别是提出各项重要战术建议的思想来源和决策过程。这是一次例行的……内部审查。”我尽量让语气显得公事公办，但“内部审查”四个字出口时，我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喉头有些发紧。
林翰愣住了，他显然明白“内部审查”在当下环境意味着什么。他的脸色微微发白，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声音低沉了下去：“是，参谋长。我服从组织安排。”
他的反应，没有惊慌失措的辩解，也没有愤怒的质疑，只有一种迅速压抑下去的震惊和随之而来的、近乎顺从的平静。这种平静，反而让我的心又往下沉了一分。如果他问心无愧，正常的反应不该是如此吧？至少，也该有委屈和不解。
“你就在这里，好好回想，把你能想到的，都写下来。尤其是关于上次攻打日军油料库的建议，你是怎么发现那个防卫漏洞的，前后经过，越详细越好。”我补充道，目光锐利地盯住他，“另外，你之前提到过的，关于国外武器发展的那些‘推测’，其依据是什么，也一并写清楚。”
“……是。”林翰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让人看不清他眼中的情绪。
我转身离开，关上门的那一刻，仿佛将我们之间某种无形的东西也隔断了。门外，风雪依旧。
（调查与博弈）
审查工作紧锣密鼓又悄无声息地展开了。我调阅了林翰自入伍以来的全部档案、历次战斗总结、他提交的所有报告和建议原件。政治保卫科派来的是一位姓周的科长，面容瘦削，眼神锐利得像鹰，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带着分量。他倾向于认为，林翰身上存在的“无法解释的知识来源”是最大的疑点，反复强调“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与周科长之间，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的博弈。他主张立即对林翰进行隔离审讯，施加压力，迫使其“交代问题”。而我则坚持，在缺乏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必须以谈话和外围调查为主，不能搞“逼供信”那一套。
“周科长，林翰不是普通的嫌疑对象。他是立过大功的参谋人才，如果我们搞错了，寒了的心，是暖不回来的。”我试图说服他。
周科长面无表情：“参谋长，对革命的忠诚，不能有丝毫杂质。功是功，过是过。如果他真是清白的，审查正好还他一个清白。但如果他确实有问题，我们任何的犹豫和姑息，都可能给部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个油料库，太巧了，巧得让人无法相信。”
我们分头行动。周科长负责外围调查，他派人去林翰的老家，核实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尽管这在那个战乱年代困难重重）；他找来了所有与林翰共事过、接受过他培训的干部战士谈话，试图从他们的回忆中挖掘出任何可能的“反常言行”。
而我，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与林翰的多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上。
这些谈话，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煎熬。我们隔着一张桌子对坐，桌上放着记录本和两杯早已凉透的白开水。我问他答，气氛沉闷而压抑。
我让他详细复述提出攻打油料库建议的全过程。他从如何通过零星情报分析日军运输车队活动规律，如何结合当地猎户提供的山区小路信息，如何从一张缴获的模糊不清的日军旧地图上，发现油料库侧面悬崖的巡逻间隙可能比正面开阔地要长……他的叙述逻辑清晰，环环相扣，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当我追问，为何他能如此“幸运”地恰好抓住那个因日军一个小队临时换防而产生的、极其短暂的防卫空窗期时，他沉默了。
“直觉，参谋长。”他抬起头，目光坦诚地看着我，却又似乎穿透了我，看向某个未知的远方，“还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那里有机可乘，而且必须尽快动手，否则机会就消失了。”
“直觉？预感？”周科长在一旁冷冷地插话，“林翰同志，革命工作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不能靠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你的直觉和预感，未免太准了一些。”
林翰的嘴唇抿得更紧了，他没有看周科长，只是看着我，眼神深处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像是挣扎，又像是无奈。“参谋长，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但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去做万全的验证，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如果……如果因此给组织带来了麻烦，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再次将一切归结于无法验证的“直觉”和“个人判断”，甚至流露出愿意“承担责任”的姿态。这非但没有消除疑虑，反而让周科长更加确信其中有鬼。而我，看着他眼中那抹复杂的情绪，心中的天平却在微微摇晃。那不像是在撒谎，更像是一种……有苦难言。
关于他那些超越时代的知识，我换了一种方式询问：“林翰，你提出的很多战术思想，比如你强调的小部队特种作战，比如你对未来战场形态的一些……描述，这些显然不是我们在抗大或者任何国内军校能学到的。你能告诉我，你的这些想法，最初来源于哪里吗？是看过什么特殊的书籍？还是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
这是核心问题。林翰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微微攥紧的双手，沉默了很长时间。指挥部里只剩下我们三人的呼吸声，以及窗外永不停歇的风声。
“参谋长，”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有些知识……我无法解释它的具体来源。它就像……就像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一样。但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知识，我只用于打鬼子，用于壮大我们的队伍，用于让我们的人民军队变得更强大。我对党、对人民、对我们的事业，绝无二心！”
“突然出现在脑子里？”周科长嗤笑一声，语气中充满了不信任，“林翰同志，你这个说法，恐怕连三岁孩子都骗不了。”
林翰不再辩解，只是重复道：“我说的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