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着，刘绍辰从道旁的岔路口跑过来，手里攥着张纸，跑得额角冒光：“把总，可算等着您了。王先生和周先生都在祠堂等着呢，娃们到得差不多了，就等您来看看了。”
“走。”江荣廷迈开步子，粮车碾过土路的轱辘声、车把式的吆喝声跟在身后，倒比屯兵场的枪油味暖了些。
祠堂离粮行不远，原先堆柴火的地方早清得干干净净，新糊的窗纸透着柔和的光，廊下的石阶也被打磨得能照见人影。
刚进门，就听见一阵细碎的响动，十几个半大的娃挤在矮桌前，小的才到桌腿高，大的也不过齐腰，都穿着打补丁的袄子，手里攥着粗麻纸，眼睛瞪得溜圆，瞅着桌上的木炭，既好奇又拘谨。
靠门这边，王先生正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人”字，笔尖划过黑板，发出沙沙的响。他弯腰对着最前排的小娃们说：“这字念‘人’，中国人的中国人，咱中国人就要，站得直，行得正。”
里间的娃稍大些，七八岁到十二岁不等，周先生展开一张画着经纬线的纸，用木尺指着东北角：“咱碾子沟就在这儿，归吉林管，是中国的地界。俄国人在北边，但这块地，是咱祖祖辈辈刨食的地方，得记牢了。”
“先生！”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子“噌”地站起来，是民团老李家的二小子，嗓门亮得像敲锣，“俄国人也上学吗？他们认得‘中国’俩字不？”
周先生笑了，摸摸他的头：“他们也上学，但咱得学得更好。知道自个是中国人，知道脚下的地是啥模样，将来才不会让人随便欺负。”
吴佳怡从外头走进来，手里捧着一摞粗布包，见了江荣廷，擦了擦手上的麦糠：“刚从粮行过来，收完最后两车就关门了。”她把布包往桌上放，“这里头是新裁的本子，刘先生说给娃们用，糙是糙了点，总比麻纸强。”
“辛苦了，吴掌柜。”江荣廷望着她沾着麦糠的指尖，眼底带着点打趣的笑意，“这才半月，‘德盛’的名号就传到十里外了，往后怕是得叫你‘吴大掌柜’了。”
吴佳怡把粗布包往桌上放，抬手拍了拍他胳膊，笑嗔道：“哎呀。还不是托了咱们江大把总的福，人家才敢把粮往这儿送。”
王先生教完了“人”字，又写了“地”，一笔一划地讲：“有了人，守着这地，才能活得踏实。”周先生那边开始教算术，从“一”数到“十”，娃们跟着念，声音忽高忽低，像山涧的水。两种声音混在一处，撞在祠堂的木梁上，又轻轻落下来，裹着纸墨的淡香。
廊下站着几个团勇，都是娃的爹，踮着脚往里瞅，脸上带着憨笑。有个汉子拽了拽旁边人的袖子，压低声音说：“你瞅咱丫头，平时在家横得像只小老虎，在先生跟前倒乖得像只猫。”旁边的人接话：“江把总说得对，咱没念过书，不能让娃也睁眼瞎，将来凭着字，总能比咱强。”
枪杆子能护着这沟，粮行能撑着这沟，而这些学写字的小手，慢慢能把“中国人”这三个字，写得更稳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