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天空是那种熟悉的、毫无惊喜的灰白色，像极了我电脑屏幕上永无止境的报表底色。
我叫林宴，在这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做着一名不高不低的文员，拿着一份刚刚够活的薪水。
日子就像复印机里吐出的纸，一张接一张，内容雷同，乏善可陈。
手指在键盘上机械地敲击，核对着一串串枯燥的数字。
旁边的同事正在小声抱怨楼下咖啡又涨价了，五块钱，足够我午餐时犹豫要不要给自己加个卤蛋。
这种精打细算的琐碎，构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实感。
就在这时，手机屏幕亮了，跳出一个名字——周宇。
看到这个名字，嘴角就不自觉地弯了一下。
他是我灰色生活里一抹扎眼的高饱和度亮色，是我平凡世界里一个闪闪发光的存在。
如果说我的人生是标准配置的经济舱，那周宇绝对属于躺着都能把钱赚了的头等舱。
他是顶尖的建筑设计师，供职于本市最富盛名的“天际线设计事务所”。
他的作品上过专业杂志，他谈的项目动辄八位数，他穿的衬衫是我半个月工资，他手腕上那块表，足够买下我租的这间小公寓一年的使用权。
我们俩，一个在地上溜达，一个在天上飞，按说早该成了两条平行线。
可偏偏，我们是铁打的死党。
从大学时一起在画室里通宵达旦，分享同一碗泡面开始，这种革命友谊就莫名其妙地延续了下来。
我们共享着许多小秘密，比如他知道我大学时暗恋过哪位学长，我知道他第一次失恋时哭得有多狼狈。
我们的友谊，建立在这种毫无形象的坦诚和经年累月的默契之上，牢固得有些不合常理。
我拿起手机，划开接听，语气轻松：“周大师，今天怎么有空临幸我这平民百姓了？”
电话那头传来他熟悉的声音，带着一丝刻意压低的兴奋，或者说，是某种如释重负：“林宴，我辞职了。”
我愣了一下，手指停在键盘上。“什么？”
“我说，我辞——职——了。”他拖长了调子，每个字都清晰无比。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电脑右下角的日历。
没错，距离他上一份工作——那家同样声名显赫的国际设计公司——才过去了不到一个月。
而上上一份，好像也就在三个月前。
“不是……周宇，你搞什么飞机？”
我压低了声音，身体不自觉地前倾，仿佛这样能离电话里的真相更近一点，“‘天际线’啊！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你这才干了多久？”
他那头沉默了一两秒，背景音是城市惯有的、模糊的车流声。
然后，我听见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听不出什么沮丧或迷茫，反而有种……难以形容的轻快。
“没什么，就是不想干了。”
他顿了顿，用一种近乎咏叹的、带着点戏谑的调子，清晰地吐出两个字：“任性。”
任性？
我一时语塞，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问号。
被排挤了？项目搞砸了？和上司闹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