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另一个票房保障——爱国主旋律赛道。
这无疑是近年来最稳妥、甚至堪称暴利的选择。宏大叙事、家国情怀、视觉奇观、情绪燃点，精准地切中了时代脉搏，能轻易点燃观众的集体荣誉感，收获巨大的商业成功。
可再过几年，随着老百姓的个体意识的增强，可能会被反噬，吴景被骂的那么惨，不能不引起重视。
所以说，与其消费昨日的苦难，不如更关注当下的苦难。
而关注当下的苦难，那就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了。
张峰想做的，就是拿起自己的镜头，为这个社会留下点什么，或者推动一些变革，哪怕是再微弱的变革。
第一部电影，他就选择了打拐这个题材，目的就是想让社会对拐卖儿童的案件更加关注。
几乎每个有抱负的电影导演，内心深处都潜藏着“留下点什么”的欲望。
华娱类的网文，很多作者总是喜欢借主角之口，义正词严地宣称：“我不想拍国内的愚昧落后和伤痕阵痛，去取悦那帮外国人。”
为什么将反映现实苦难等同于“取悦外国人”？
为什么将参与国际影展、争取专业认可视为一种“献媚”？
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论，本质上是文化不自信和思想封闭的体现。
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只能说这些作者就摆脱不了自己屌丝的思想，你特么都是导演了，还说这种话？
哪个导演不想在电影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怎么留一笔？
最有效的捷径就是在欧洲三大奖上刷奖。
这无关崇洋媚外，这是行业内的游戏规则和学术标杆，就像科学家追求诺贝尔奖，运动员追逐奥运会金牌一样自然。
牛逼大导如冯裤子者，如果不是审核的严格，别说《一九四二》了，他能把《一九六二》拍出来你信不信？
张峰不想做那种极端主义者，他目前就是想拍几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装裱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
当然，票房还不能扑街，要不然，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一部无人问津的电影，无论其初衷多么高尚，主题多么深刻，其社会影响力终将归零。它需要被看见，被讨论，才能实现其价值。
另一个世界，《亲爱的》取得了3.44亿不错的票房成绩，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当然，《亲爱的》这部片子也有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影片前半部分聚焦田文军（黄勃饰）两口子寻子，后半部分视角转向李红琴（小燕子饰）争取抚养权。
这种大幅度的视角转换，使得影片叙事不够连贯，产生了“割裂感”。
除此之外，片子试图融入的社会议题较多，比如，生育证制度、户籍问题、民间互助组织等，但在有限的篇幅内未能充分展开，有些情节显得“累赘”或“设计感过足”，削弱了主线故事的冲击力，影响了整体叙事节奏。
为此，张峰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