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冯弘全家被杀，那边王白驹刚好带着人赶到北丰附近。他听说冯弘被高丽人杀了，气得火冒三丈——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接人的，结果人没接到，还被高丽人给杀了，这不是打刘义隆的脸吗？王白驹也是个暴脾气，当场拍板：“高丽人太放肆了！就算是远邦，也不能这么欺辱大宋！兄弟们，跟我冲进去，为燕王报仇！”
他手下的七千多人，本来就是带着任务来的，一听这话，个个摩拳擦掌，跟着王白驹就冲进了北丰。孙漱和高仇刚杀完冯弘一家，正准备撤退，没想到王白驹带着人杀了过来。双方当场混战起来，刘宋的人马人多势众，高丽的士兵没防备，很快就败下阵来。高仇在乱军中被砍死，孙漱被活捉，绑到了王白驹面前。
王白驹本来想把孙漱带回刘宋，让刘义隆处置，可没等他动身，高琏的人就到了。高琏听说孙漱被抓、高仇被杀，又气又急，立刻派人带着军队围住了王白驹的队伍，要求他把孙漱交出来，还说王白驹“擅自兴兵，侵犯高丽领土”，要他给个说法。
王白驹不服气：“是你们先杀了我大宋要接的人，我才讨伐你们！”可高丽的人根本不听，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高丽人直接把王白驹和他的几个手下给抓了起来，送到了刘宋都城建康，交给刘义隆处置。
刘义隆见到王白驹，心里也挺纠结。他知道王白驹是为了维护大宋的面子才动手的，可高丽毕竟是远方的国家，离刘宋十万八千里，真要是闹翻了，对大宋没什么好处——那时候刘宋正和北魏对峙，要是再得罪高丽，等于多了一个敌人。于是，刘义隆只能“顾全大局”，先把王白驹等人关进了监狱，做做样子给高丽看。高琏见刘义隆这么“懂事”，也就没再追究。没过多久，刘义隆就把王白驹等人给赦免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可怜冯弘，本来好好的皇帝（虽然是末代的），跑人家高丽避难，偏偏要摆皇帝架子，结果把自己和全家都作没了；王白驹想为他报仇，最后还得蹲几天大牢；刘义隆想装个“仁义大哥”，最后也只能向高丽低头。这一圈下来，没一个赢家，只有冯弘的“作死事迹”，成了南北朝时期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毕竟，不是谁都能把“寄人篱下”过成“作死现场”的。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载冯弘之死，未多着墨，然其兴亡之理昭然。夫“寄人国土，当守人臣之礼”，弘既亡其国，寄身高丽，却仍以天子自居，轻慢主人，此乃“不知时务，自取灭亡”。高琏杀弘，固为霸道，然弘之骄纵，实为祸根。至于刘义隆赦王白驹，非为纵容高丽，乃为权衡利弊——远邦难制，与其结怨，不如暂忍，此亦帝王“审时度势”之术也。然冯弘之失，在于“失位而不失心”，亡国之君，若不能放下身段，纵有千般算计，终难逃败亡之局。
作者说
冯弘的故事，乍看是“作死”，细想却是“身份认知错位”的悲剧。他一辈子当皇帝，把“皇权”当成了自己的“本能”，哪怕国破家亡，也没意识到自己早已不是“天子”，只是个需要仰人鼻息的难民。这种“身份幻觉”，放到今天也很常见——有人离开原有的岗位，却还端着过去的架子；有人失去了优势，却仍活在过去的光环里。其实，人生如行船，风向变了，就得调整帆的方向，总抱着过去的“身份标签”不放，只会像冯弘一样，在现实里撞得头破血流。另外，刘义隆的“妥协”也值得琢磨：很多时候，“顾全大局”不是软弱，而是看清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为了一个本就不该救的冯弘，去得罪一个与己无仇的高丽，实在不值。这世上，最该放下的，就是那些早已不属于自己的“面子”和“身份”。
本章金句
把过去的身份当铠甲，终会被现实的矛刺穿；懂得随境遇调整姿态，才是行走世间的真本事。
如果你是文中的冯弘，逃到高丽后，你会选择低调隐忍、等待时机，还是像他一样坚持“皇帝做派”？如果你是王白驹，得知冯弘被杀后，会选择先上报刘义隆，还是直接率军讨伐？来评论区说说你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