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激起的涟漪瞬间扩散至整个会场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还有谁，有话要说？”
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插进了在场许多人心中那把生了锈的锁。
会场里陷入了一种比之前更加诡异的寂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混杂着犹豫、挣扎与某种破土而出的渴望的寂静。闪光灯的频率都慢了下来，记者们屏住呼吸，敏锐地感觉到，真正的高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高远的视线已经涣散，他像个溺水的人，徒劳地环顾四周，寻找着救命的稻草。但他看到的，是一双双躲闪的、冷漠的、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眼睛。那些曾经向他敬酒、向他谄媚、向他表忠心的面孔，此刻都模糊成了一片。
就在这时，一声轻微却无比清晰的“吱呀”声响起。
不是来自前排，而是来自会场中后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一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看起来至少有六十岁的男人，扶着前排的椅背，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的动作很慢，关节似乎都在发出抗议的声响。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衫，袖口磨损得起了毛边。
他一站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了过去。
高远循声望去，瞳孔猛地一缩。他认得这个人，是开了一家小型印刷厂的钱老板。一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每年都会“主动”为管委会免费承印一大批宣传材料的“老好人”。
他站起来干什么？
钱老板似乎承受不住这么多目光的注视，身体晃了晃。他没有看主席台上的高远，而是看向了站在会场中央的林正，嘴唇嗫嚅着，似乎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林正向他投去一个温和的眼神，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着。
这无声的等待，仿佛给了钱老板无穷的力量。他扶了扶眼镜，终于开口，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和颤抖：
“我……我也有话说。”
“我们厂小，利润薄。但是每年，管委会办公室都要我们‘赞助’印刷品。从工作手册到宣传海报，从来不给钱。去年，我儿子要结婚，我实在周转不开，就去跟办公室的周主任提了一句，能不能……能不能把前年的账结一下。”
钱老板说到这里，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结果，第二天，消防、安监、环保，三个部门，一起来了。说我消防通道堵塞，罚款五万；说我机器有安全隐患，停产整顿一个月；说我废墨处理不达标，又要罚款十万……”
“我那小厂子，一年到头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啊！我没办法，只好去借了高利贷，把罚款交了。我儿子结婚的婚房首付，也就这么没了……”
老人说着，泣不成声，那压抑的哭声，像一把小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如果说赵立新和王建军的控诉，是揭露了权钱交易的“大恶”，那么钱老板这番话，则是撕开了一道名为“吃拿卡要”的、更普遍、更令人窒息的口子。它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却更贴近在场大多数中小企业主的真实处境。
高远的脸色，已经不能用“死灰”来形容。那是一种被抽干了所有血色和生气的、近乎于透明的惨白。他仿佛能感觉到，自己身上那件名为“权威”的外衣，正在被一片一片地剥落，露出底下丑陋不堪的血肉。
而这，仅仅是开始。
仿佛是钱老板那颤巍巍的身影点燃了引信，会场里，第二个、第三个身影，站了起来。
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画着精致妆容却难掩憔悴的女人站了起来。她是高新区一家知名餐饮连锁的老板。
“我们新店开业，卫生许可、消防许可，所有流程都合法合规。但就是卡着不批。高主任的秘书打电话暗示我，说管委会的食堂需要‘改善伙食’，让我们公司‘赞助’一批高档海鲜。那批海鲜，市价二十万。”
紧接着，一个戴着安全帽、风尘仆仆，像是刚从工地上赶来的中年男人也站了起来。
“我们给管委会的附属大楼做外墙翻新，工程款三百多万，拖了两年了！我去要了八次，每次都说没钱。可我亲眼看见，高主任换了一辆新的奥迪A8！”
“还有我们！”
“我们公司也是！”
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
从最初的一个，到三五个，再到十几个，几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