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悬挂着这三份血淋淋的《实录》；右边，并列挂着琅琊、南阳、河内三郡呈上的、辞藻华美却空无一物的“太平报告”。
我请来了丞相李斯，以及国子监的几位博士，名义是请他们评议，“何者可为国史蓝本”。
那几位饱读诗书的博士只看了一眼左边，便纷纷面露嫌恶之色，有人当场大袖一挥，怒斥：“粗鄙不堪！此等污秽之言，岂能入史？简直污辱典籍，有伤国体！”衣袖带风，拂起尘埃，在阳光中飞舞如灰蝶。
李斯却一言不发。
他先是细细看了右边那些他无比熟悉的官样文章，然后，他的目光移向左边，久久地，凝固在那份《渭北饥状》上。
我看见他的手在袖中微微攥紧，指节泛白，下颌的线条绷得如同一张拉满的弓，连呼吸都变得沉重而缓慢。
当晚，李斯的府上派人送来一张便条，上面没有称谓，没有落款，只有寥寥十六个字，笔力却仿佛要刺穿绢布：“言虽陋，事皆实；文虽野，民之喉也。”
我将便条在烛火上烧尽，火焰舔舐纸角，卷曲成黑蝶，飘落掌心尚带余温。
这位最务实的政治盟友，已经被我拉上了战车。
我连夜写就奏疏，直入章台宫。
“史不载虚文，唯录实情。请陛下颁行新式文书，凡巡史所报，必须依格填写，缺项即退。敢以骈俪美文欺瞒圣听者，以伪造诏书论处！”
次日一早，批红的奏疏便送了回来。
嬴政朱红的御笔只批了一个字：“可。”
但在那个“可”字之后，他又用更重的笔力，添上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朕不要看锦绣文章，要看百姓肚皮。”
新令如一道黑色闪电，划破了大秦官场的上空，一时间，地方哗然。
有郡守在私下讥讽：“赤壤君是想让天下官吏，都变成库房里打算盘的账房小吏吗？”话语如风，却藏不住背后的冷笑与敌意。
然而，君令如山。
新政推行的第一个月，便有十二名县丞，因文书三次被国史馆以“栏目缺失”为由驳回，按新律停俸半年，家门几乎被愤怒的妻子踏破。
锅碗摔地之声、妇孺哭喊之音，自坊间隐隐传来，如同暗流涌动。
更有一郡，自作聪明，试图将去年的旧文书誊抄一遍充数。
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墨鸢设计的“编号连缀法”如同一张天网。
每一卷的结尾编号，必须与下一卷的开头编号严密衔接。
那份伪造的文书，在编号上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当场败露。
我下令，将这份伪造文书的原本，连同查处结果，以《欺天者自缚》为题，刊印千份，发往全国各郡县官署。
一时间，那些曾经嘲讽我是“账房小吏”的人，噤若寒蝉。
北方诸郡渐有回音，唯岭南、闽越之地，山高路远，音书久绝，不知新令是否已达彼土。
又是一个深夜，我仍在灯下审阅着新送达的文书。
烛火噼啪轻爆，光影摇曳，墙上投下巨大而孤独的身影。
柳媖捧着一卷竹简，脚步轻快地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像初春融雪后第一缕照进山谷的阳光。
“君上，您看这个！”
那是一份来自最偏远的岭南象郡一个不知名小县的报告。
竹简的边缘已被摩挲得起了毛边，显然书写者极为珍视，反复抚摸所致。
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如同孩童初学，有好几个字都写错了，又用墨点涂掉重写，留下一个个乌黑的小疤。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丑陋”的文书，却一丝不苟地填满了所有栏目，甚至在“异常事项”一栏，详细记录了当地一种从未见过的水稻病害，并附上了几片烘干的病叶——叶片枯黄卷曲，轻轻一碰便簌簌落下细碎粉末，散发出淡淡的霉味。
而在整卷文书的末尾，那位小吏用更小的字，颤抖着笔画，附上了一句私人化的记录：
“吏某某谨录。家中三子饿病，今得巡史大人按新令开仓发粟，全家活命。泣书以记陛下天恩。”
我的指尖抚过那颤抖的笔画，凹陷的刻痕嵌入皮肤纹理，仿佛能感受到那位卑微书吏落笔时的温度——那温热，混着泪水的咸涩，瞬间烫伤了我的眼睛。
一滴泪，毫无征兆地砸在了竹简上，洇开了一小团墨迹，像一朵突然绽放的黑花。
次日，我命人将这份来自岭南的文书，用最华美的锦缎托裱，悬挂于国史馆正堂最显眼的位置，旁边命巧匠刻下一块巨大的匾额，上书三个字：“此乃真史。”
我同时传令天下：“今后巡史文书，不必求工，但求无欺。字丑者赏，造假者斩！”
那一刻，我站在这座由我亲手建立的、全新的史学殿堂中。
这场由笔墨掀起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而那些被新制度逼到墙角的旧日权贵们，他们的反击，也必将以一种我尚未预料的方式，更加猛烈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