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我将拓片摹本与勘验报告的副本，秘密送入丞相府，交给了李斯。
“请丞相查一查，宫廷秘档之中，是否有关于‘内史腾遣副使西出’的片言只语。”我只说了这一句，李斯那双洞察世事的眼睛便微微眯起。
第二，我命人将这拓片仿制成数十份做旧的“古物”，混入咸阳城最热闹的东西市，与那些瓦当、铜钱、旧玉混在一起，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我不需要任何人相信，我只需要这个“故事”，开始流传。
第三件事，我亲自拿着最清晰的一份拓片，走进了太极殿。
嬴政正在批阅关于黄河防汛的奏章，眉头紧锁。
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将那张巨大的拓片，在他面前的御案上缓缓铺开。
墨色拓印的古朴文字，带着一股来自时间尽头的苍凉与雄浑，瞬间攫住了他的目光。
“陛下可知，”我声音压得很低，像情人间的呢喃，却字字如锤，“在您父亲的时代，便有大秦的使臣，走到了一个叫‘条支’的地方？”
他执笔的手，顿住了。
那支沾满朱砂的狼毫悬在空中，一滴殷红的墨汁从笔尖凝聚、坠落，在雪白的奏章上晕开一朵刺目的红花。
他的目光缓缓从我的脸上移开，落在那行斑驳的“始皇廿六年”之上。
殿内静得能听见烛火爆裂的轻响。
他良久未语，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的骄傲，他那“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旷世功业，是他一切自信的来源。
可如果，在他之前，甚至在他父亲之前，便已有先人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世界，那他今日所行，便不再是孤独的、前无古人的开天辟地。
而是承续。
是完成一份被遗忘了的、更宏伟的遗志。
七日后，李斯亲自入宫，呈上了一卷在秦律府故纸堆最深处翻出的残破竹简。
简文记载：“……内史腾副使王翦（同名，非大将）、李信（同名，非大将）、蒙武（同名）三人，持节西出玉门，后无音讯。”当年的结论是：“殁于风沙，事罢。”
几乎是同一时间，咸阳市井之间，一个流言开始疯传：“咱们秦人，百年前就到过西边最远的地方，是后来的读书人怕死，把路给走忘了！”
儒臣集团终于坐不住了。
数十名博士联名上书，痛斥此碑“必为奸佞小人伪造，意图蛊惑圣听，轻开边衅！”一场朝会，几乎演变成了对我的公开审判。
“荒谬！《禹贡》所载，天下不过九州！何来条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气得浑身发抖。
“伪造碑文，等同伪造圣旨，按律当斩！”
我立于殿中，冷眼看着他们徒劳的咆哮。
直到嬴政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才缓缓上前一步，对着墨鸢递出一个眼神。
墨鸢捧着一个木盘走上殿来，盘中正是那块石碑的样本，以及各种工具的凿痕对比图。
她用她那毫无感情、却因此显得格外可信的语调，当庭展示了风化断层分析、金属成分鉴定，以及两种完全不同的、分属两个文明的工具凿刻痕迹。
“……综上，此碑的秦篆部分，与孝公时期秦国官铸铁器的工艺特征相符，而楔形文字部分，其青铜工具的合金比例，与任何一件中原出土的周代青铜器均不相同。两者的风化程度高度一致，证明其为同一时期所刻。伪造，绝无可能。”
当墨鸢说完最后一个字时，整个朝堂鸦雀无声。
方才还义愤填膺的儒生们，此刻张口结舌，面如死灰。
他们可以辩论经义，可以引述经典，但他们无法辩驳一块石头的物理性质。
这，是我带给这个时代的降维打击。
高坐之上的嬴政，终于缓缓开口。
他没有看那些儒生，目光却仿佛穿透了他们，看向了更遥远的历史深处。
“石头不会说话，但它记得。”
他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巨锤，敲碎了殿上所有人心中的最后一道壁垒。
“比那些只会背诵书简，却忘了自己双脚还能走路的人，诚实得多。”
一言既出，乾坤已定。
散朝后，我立刻召来墨鸢。
“启动‘寻碑计划’。”我凝望着窗外渐渐西沉的夕阳，那里是条支的方向，“今后，每一支派往西域的信风使团，除测绘山川、记录风物之外，另加一项核心任务：寻找一切古代交通遗迹，尤其是带有双语、乃至多语铭文的碑刻、摩崖、器物。凡有发现者，记大功一次。”
墨鸢躬身领命，在她退下前，她罕见地问了一句：“君上，若是……若是我们真的找到了更多呢？”
我笑了，那笑意里带着一丝冰冷的锋锐。
“那就说明，”我淡淡道，“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曾真正分开过。是人的偏见与遗忘，才在平坦的大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看不见的墙。”
而我，将亲手把这些墙，一块砖一块砖地，全部拆掉。
历史，不再是任由胜利者涂抹的竹简。
历史，正在从大地深处，发出它自己真实不虚的呐喊。
就在我沉浸在这场胜利的余韵中时，一名内侍匆匆走入经纬阁，呈上一份奏报。
“赤壤君，太史令急报。”
我展开竹简，上面只有一行字，却让我刚刚舒展的眉头，再次缓缓蹙起。
五月朔日，由博士淳于越领衔修订的《秦记》已然完稿，正式呈递御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