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送爽，关中平原上翻涌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狂热。
这股狂热不为战功，不为封赏，只为那从泥土里刨出来的、沉甸甸的希望。
《巡行院快报》的最新一期，成了比任何邸报都抢手的珍宝。
驿骑所到之处，识字的人便会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一遍遍高声诵读着那串足以载入史册的数字。
“火薯，平均亩产五石二斗！”
五石二斗。
这个数字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秦人乃至天下人对“丰收”二字的全部想象。
自古以来，良田精耕，一亩能得两石粟米已是上天厚赐，值得焚香祭祖。
而今，我从海外带来的“神农遗种”，竟将这个极限翻了一倍有余。
街头巷尾，百姓的议论早已变了风向。
过去见面，问的是“你家牛喂壮实了吗？”现在，他们相互抓着胳膊，眼睛放光地问：“明年，你家地里还种麦子吗？”
争牛，是为了耕更多的地。
而现在，他们争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明年种什么？
这个问题，如同一阵风，从田埂吹进了村社，又从村社吹到了县衙。
终于，它汇成一股洪流，涌向了咸阳。
我的心腹，掌管赤壤堂日常事务、陛下亲授“赤壤佐吏”之职的苏禾，抱着一摞厚厚的简牍，脸上带着几分激动，几分敬畏地向我禀报：“君上，各地村正、里长联名上书，都在问：明年该种什么？大家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我放下手中的毛笔，指尖轻轻拂过那些粗糙的竹简。
每一道刻痕，都仿佛带着泥土的腥气和万民手掌的温度，微微凹陷处还沾着几粒晒干的薯屑。
我能听见远处磨坊传来的石碾低吼，夹杂着孩童追逐火薯摊贩时清脆的笑声；鼻尖萦绕着新麦烘烤后的焦香与田垄间湿润腐叶的气息。
大势已成。
我心中清楚，从这一刻起，真正能左右这片土地上稼穑生息的，不再是朝廷颁布的僵硬政令，也不是祖宗传下的陈旧经验，而是我，姜见月的一句话。
这权力，比皇帝的恩赏更重，比贵族的头衔更实。
咸阳宫的朝会之上，气氛却与民间的火热截然不同，沉闷得像一块压了千斤的铁。
丞相李斯手持笏板，躬身奏道：“陛下，火薯大穰，乃我大秦万世之基。臣以为，当即刻制定《农政十年纲要》，以律法明定各地火薯与粟麦轮种之比例，设农官监督，违者论处，以保天下粮仓稳固。”
他的话音一落，殿内顿时嗡嗡作响。
“丞相所言极是！火薯虽高产，然终非我中原正朔之粮，不可偏废主食！”一位老臣抚着长须，一脸忧心忡忡。
“不然！”另一名少壮派官员立刻反驳，“民以食为天，何来正朔之分？当以产量为先，火薯既能活万民，自当全力推广！”
“全力推广？若天下皆种火薯，一旦此物遭遇天灾绝收，岂非举国无粮？祖宗之法，轮种粟、麦、黍、稷、豆，方是长久之道！”
争论不休，引经据典，唾沫横飞。
他们谈论着“祖制”，谈论着“风险”，谈论着“平衡”，却唯独忘了去田间地头看一看，那些因为吃饱了肚子而露出笑容的百姓。
我静静地站在百官末列，冷眼旁观。
是我这个横空出世的“赤壤君”，动摇了他们世代相传的权力根基。
御座之上，嬴政始终一言不发。
这几月来，各地报上来的收成数字，十有七八经不起推敲。
唯有赤壤堂所录火薯亩产，与驿骑暗访核查结果分毫不差。
内侍低声禀报时，他正摩挲着一枚刻有“五石二斗”的铜牌——那是他命人依照姜月见所报数据特铸的试秤砝码。
他眯起眼：“此女不欺君。”
此刻，他那双深邃的眼睛缓缓扫过每一个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脸，最终，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目光平静如水，却带着洞穿一切的力量。
终于，他抬了抬手。
喧闹的朝堂瞬间死寂。
“不必议了。”
皇帝的声音不高，却像山峦般沉重，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如炬，直视着我。
“从今往后，每年谷雨之前，由赤壤君亲颁《春谕》。”
此言一出，满殿愕然。李斯猛地抬起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嬴政没有理会众人，继续说道：“《春谕》定新作物、定新技术、定考核之法。颁行天下，郡县乡里，一体遵行。诸卿，只需执行。”
他停顿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目光依旧锁着我。
“赤壤君，你可有异议？”
我心头巨震，这已不是授权，而是托付国本！
我立刻出列，躬身欲辞：“陛下，臣一介女子，岂敢擅专农政国事……”
“站直了。”他冷然打断我，语气不容置喙。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挺直脊背。
他走下御阶，一步步向我走来，满朝文武的目光都跟随着他的脚步，汇聚在我身上，如芒在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