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的回信，不是盖着玉玺的诏书，而是一卷由他亲笔所书的手谕，简短而力道千钧：“卿所献考源，朕已览毕。明日朝会，召集咸阳宫内诸博士儒生，议之。”
召诸儒议之？
我唇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这是要把皮球踢给那些皓首穷经的老家伙们，也是在看我如何应对这必然到来的第一波反噬。
我当即召来轲生。
“你，立刻挑选五名最机敏的巡行院学生，换上太常寺杂役的衣服，混入明日朝会殿外的廊下听辩。”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吩咐，“记住，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不发言，不记录，只用耳朵听，用眼睛看。把每一个人的反应都给我记在心里。谁第一个拍案大骂‘荒诞不经’，谁在众人沉默时眼神游移，谁又在最后改口称‘或有其理’。”
人心，最怕的不是坚定的反对，而是被孤立的恐惧。
只要有一人为了自保而动摇，那些所谓的“风骨”，便会如多米诺骨牌般，随风倒伏。
我要的，不是在言语上说服他们，而是在沉默中，制造一场彻底的溃败。
次日朝会，正如我所料。
咸阳殿内，一名须发皆白的稷下旧儒当庭拍案，痛斥此乃“妖言惑众，以虚妄传说动摇国本”，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李斯的脸上。
殿内附和之声四起，群情激愤。
就在此时，我命苏禾捧着一卷早已备好的羊皮卷，步入殿中。
那是西域十二城邦所有部族首领联署的《归土书》。
我没有理会那些老儒的咆哮，只是展开羊皮卷，用清晰而沉稳的声音，当庭朗读。
最前面的，不是哪个国王或城主的名字，而是一位来自龟兹的百岁老妇。
她竟率领着自己的百户族人，徒步千里，一路乞讨，赶至楼兰。
“……吾辈身处西陲，言语不通，肤色各异，然亦闻华胥之名，亦知黄帝之梦。今于吾辈故土之上，得见先祖遗迹，岂非祖魂召唤，令我等归根？愿以族中‘共耕土’，纳入华胥祭典，愿以老妪之血，涂抹祭坛，誓守此脉，永为秦人……”
一段质朴无华，甚至带着语法错误的文字读罢，整个咸阳殿，死一般的寂静。
方才还义愤填膺的老儒们，此刻全都低下了头，连位列九卿的宗正，都悄悄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历史可以考证，文字可以篡改，但这份跨越千里、发自肺腑的真挚情感，无法伪造。
当夜，嬴政微服而来。
他独自一人走入我在楼兰的行宫偏殿，脚步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又像是不愿被人发现。
殿内只燃着一豆烛火。
他的手中，拎着一只粗陋的旧陶碗——我认得它，那是我当年在皇庄，第一次向他献上红薯粥时用的那一只。
他将陶碗轻轻放在我的书案上，目光深沉如海。
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月见，你说，这偌大的天下，究竟该由何物来凝聚？是朕的刀兵？是李斯的律法？还是……一个故事？”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只是从袖中，取出了那枚我从伊犁河谷带回来的，刻着螺旋状符号的黑色石子，然后，轻轻地将它放入了那只盛过红薯粥的陶碗中。
石子与陶碗相触，发出一声清脆的“嗒”。
“陛下，”我的声音在摇曳的烛光中格外平静，“百姓不需要知道真相的全貌有多么复杂遥远，他们只需要一个可以相信的起点，一个能让他们确信——自己也是那个伟大故事里的人。”
烛光映在他的瞳孔里，跳跃着，燃烧着。
他凝视着那只碗，凝视着那枚来自西域的石子安然躺在中原的陶器里，许久许久，紧绷的嘴角终于向上扬起，露出一抹释然的，甚至带着几分快意的笑容。
“明日，”他说道，“传朕旨意，于泰山、于楼兰，同设‘华胥祭坛’，朕将四时亲祀。”
钟声早已停歇，但一场新的、更盛大的祭祀，已经在整个帝国的版图上，悄然点燃。
我送他至殿外，晚风清冽，吹散了殿内的暖意。
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比任何时候都更显挺拔。
殿门关闭，余温散尽。我伸手触碰那只陶碗，指尖竟有些发颤。
我回到书案前，烛火已短，映得影子在墙上微微晃动。
殿内寂静得能听见远处更鼓的余音。
赢政走了，带着那个答案，也带走了某种长久以来的试探。
我的心湖却未泛起波澜，反而沉得更深。
真正的挑战，从来不在胜利之后，而在人们开始相信之前。
我的目光掠过那只旧陶碗——它静静地盛着一枚来自西域的石子，像一种隐喻，也像一场誓约。
就在这时，一阵油墨清香钻入鼻端。
是那叠新印好的《实学童谣》第三册，三百份，整整齐齐堆在案角。
墨鸢办事向来周全，连装订线都用的是耐翻的麻绳。
我翻开第一页，稚拙的图画跃入眼帘：一个孩子指着太阳，
手指一顿。
这不是启蒙，这是燎原的火星。
一旦传开，那些供奉千年的神坛，恐怕连灰都不会剩下。